獨立不倚VS劣法弊政 - 下篇

元祐時期（1086-1094， 蘇轍47-55歲），「舊黨」陸續掌權，新法遭到罷廢，史稱「元祐更化」。蘇轍也是這次「更化」的得益者，由此進入中央執政集團（註1），給了他一個大好機會來發揮行政管理的才幹。早前在諌官任上時，蘇轍已經常常批評那些有損民生的政策，例如要求放寛民間欠債，歸還官府侵佔了的農田，還有就是取消四川一帶的榷茶制度（茶葉專賣）。如今身處決策權力中心，自然更加出力去除各種劣法，改善各項弊政。他說：「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註2）。這句話明確指出，蘇轍不會執着於空談理論，不切實際地死守着一紙空文，罔顧執行中出現的各種弊漏。再加上他那「直言極諌」的狠勁，作為執政固能做到獨立不倚，不避權貴、不別親疏。就是司馬光這個有恩於他的朝中老大所提出的政策，若是不妥當的，他也毫不忌諱跟他爭論；連掌握實權的宣仁太后他也不會賣賬。所以，就算只是朝中老二，他對元祐時期的政策和政治有着十分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亦惹來各方的攻擊和種下後來被遠謫嶺南的禍根。

雇役VS差役

在《上篇》中已提及過，蘇轍對青苗錢和科舉改革提出了異議，因此令到司馬光不太高興，影響到了他們的工作關係（註3），後來有關役法的爭論，令到這種關係變得更差。

先是，王安石於「熙寧變法」（1069-1086）時改差役為雇役。差役是人民在一定時期之中為政府做雜工，由築城修河到運輸跑腿，視乎需要而定。王安石改為由人民按大中小戶各出「免役錢」若干，再由官府雇用所需人手。起初，蘇轍是支持司馬光的主張，癈除雇役重行差役的 ：「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註4）。說得斬釘截鐵，毫無疑問。他還質問哲宗（實際上是宣仁太后）何以遲遲未能下定決心去除此法（註5）。另一方面，蘇東坡在歷任多個地方的知州之後，卻認為雇役雖然有它的弊處，但仍是比差役為佳，不能遽然罷之，還因此跟司馬光吵了一架（註6）。

可能是受到兄長的影響，蘇轍後來對差役法也有所保留，認為就是要罷癈，也不能說罷便罷（註7）。他警告說：「以為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註8）。蘇轍指出：（一）差役一事「關涉眾事，根牙盤錯」（註9），並非單單把官府的工作分派給人民便了；（二）雇役已實行多年，驟然更改，「民未必便」；（三）若未能窮究差役的各樣弊漏便推行，一有出錯，必定成為某些人（暗指「新黨」）的口實，攻擊元祐更化。他主張把剩餘的免役錢繼續雇役一年，利用這段時間，責令各地方官員上奏差役法的利弊，朝庭詳細規劃，堵塞弊漏，才正式推行，如此反對者便無藉口來批評更改役法了。

可惜司馬光一意孤行，還限令五日之內改雇役為差役。就在這時，蔡京這個大滑頭出場，在開封府一帶，雷厲風行地改行差役，得到司馬光大讚：「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註10）。其實，蔡京是想利用推行這惡法來打擊司馬光的信譽，而他竟懵然不知，難怪蘇轍批評司馬光是「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註11）。不久，司馬光病逝。有關役法的爭論，演變成司馬光的「門人」用來處處與蘇氏兄弟為難的工具，由此開啓了「舊黨」的內鬥。不久，蘇轍的另一政治舉動－－反對「調停」，更令到他兩面受敵。

調停VS嚴懲

簡單而言，所謂「調停」就是希望對「新黨」寬容一點。例如重新任用一些已被貶黜的「新黨」成員為京官，或是把他們從偏遠落後的地方，調到條件較好的州份。希望能夠在朝中營造一點點祥和氣氛。但是蘇轍極力反對。這是蘇轍作為執政時期中最具爭議的一個政治決定。

首先提出「調停」這主意的是當時的宰相呂大防和劉摯。一方面，呂劉二人見新黨的主力雖然已經被貶，但固有勢力仍在，不時對「元祐更化」指手劃腳，妨礙政策推行。另一方面，他們對這股殘餘勢力有所畏懼，為自保計，主張調停。

不過蘇氏兄弟都大力反對。蘇東坡更發現一些被貶的「新黨」成員，趁着政治氣氛没有先前那麼嚴峻，便蠢蠢欲動，做些小動作，希望能東山再起。（註12）在蘇氏兄弟眼中，「新黨」就是「小人之黨」，就是奸官侫臣，絕無妥協餘地。

蘇轍分析說：（1）要把那些小人引進中央就好像「冰炭同器，必至交爭」。更有甚者，這些小人還會薰染其他官員，造成惡性循環（註13）；（2）他還引用《易經》中的泰卦說「內君子，外小人謂之『泰』⋯⋯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又有誰不想國泰民安？以泰換否（不安）（註14）；（3）至於那些小人，就讓他們「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好了。很明顯蘇轍先假定：人品官品差，辦事能力也會差。當地方小官還是可以的（註15）。（4）「賞罰必公」（註16）。新黨中人既有過錯，當然要受到處罰，這樣才可以令天下人知道甚麼是正確的。

本來蘇轍大可以就此罷手，但他的老二狠勁一時間發作，在奏章中還暗暗批評那些主張調停的人，「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牧，天下無此理也。」（註17）這等於是指着和尚罵秃驢，呂劉兩位宰相可不是儍瓜啊！結果，宣仁太后讀過蘇轍的奏章之後便否定了「調停」的動議。

君子VS小人

那時候的蘇轍到處樹敵，得罪四方，八面不討好。在「新黨」眼中，他當然是眼中釘，肉中刺；而在「舊黨」之中，他和各派勢力亦時有齟齬；連本來與自己聲氣相投的政治伙伴也鬧着意見，自從他成為執政之後，對他的彈劾無日無之。元祐八年（1093， 蘇轍54歲）宣仁太后過身了，元祐更化也人亡政息，蘇轍光輝的政治生涯亦宣佈結束。而他是早已預計到有此一日：「（「新黨」回朝）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註18）。日後的發展證明他的估計是正確的。紹聖元年（1094， 蘇轍55 歲）蘇轍被打「打回原形」，給貶到十五年前的貶所筠州去（註19），之後更再貶到嶺南的雷州（今廣東省海康縣）。

有一點很奇怪，蘇轍分析政策時可以心平氣和，條分縷晰，較量利害；一旦牽涉到人事糾葛，他便毫無妥協餘地，涇清渭濁，壁疊分明。所謂「君子」VS「小人」的思維經常左右着他的政治取向。在現代人眼中可能會覺得「曉做事不如曉做人」，略為圓滑一點不是更有好處嗎？何必處處執着？但是，對於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大夫來說，作為君子必要有所恪守，有一條底線是退不得的。蘇轍曾說：「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註20），由此觀之，在蘇轍心目中若不堅持這一條底線，就是不潔，就是不義，就是失道。若是如此，他寧可引退，拋棄高官厚䘵。

這個就是蘇老二之所以是一個狠角色的真正原因。

注釋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獨立不倚VS劣法弊政 - 上篇

元祐七年（1092）蘇轍53歲，晉升為門下侍郎，就是副宰相了。官位在蘇東坡之上，換句話說，這個朝中老二變成了蘇家老大的上司。

身為副宰相當然要露一手行政管理的本事，讓大家認識一下他並非只是會「彈」而不會唱 （註1）。其實，蘇轍的行政管理才幹，早在熙寧變法之初已見端倪，那時蘇轍30歲。王安石讓他就青苗錢的提案給點意見，年青的蘇轍從多個角度層面去分析了這個提案的利弊，又引古論今給與反建意。他認為這計劃有着不少隱憂，倒不如把現有的政策加以完善提升來得有效。 （註2）到了元祐更化時，「新黨」失勢後，蘇轍支持罷癈青苗錢 （註3）。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司馬光竟然認為青苗錢的確可以增加國家收入，問題只在於「抑配」這陋習，只要禁之即可，不用罷癈。

所謂「抑配」就是地方官員硬要百姓跟政府貸款，儘管他們没有這種需要。於是地方官員就像現代的推銷員要「跑數」硬銷青苗錢了。推銷員硬銷還可以理解--為了自己的飯碗；堂堂政府官員強迫老百姓問官家借錢，實在說不過去。何況「抑配」只是青苗錢諸多害處之一。蘇轍指出癈除此法的其他原因：（一）百姓拿了錢後亂花，到期無力賞還，傾家蕩產；（二）冒名頂替（identity thief 古已有之）， 騙取貸款，禍及無辜；（三）借新債賞還舊債，跌入債務循環；（四）官員從中魚利，百姓得着的不多，政府卻可能得不賞失。 （註4） 結果青苗法仍是給罷廢了。

與王安石、司馬光不同，蘇轍不會把一項政策看作只是一份文本而已，他會考慮到執行時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有點像今天所謂的evidence based practice 。他對改革科舉的意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蘇轍運用他的同理心，從持份者的角度去看這個改革。因此他拯救了不少士子的官宦人生。

話說，熙寧變法時 （1069-1086）癈除了在科舉中考試詩賦和明經的部分，集中以經義策論取士。所考經義又以王安石所注的《三經新義》為標準答案。司馬光贊成恢復考試詩賦和明經科，並且計劃在來屆（第二年秋天）的科舉中實行。蘇轍也認為科舉是需要改革的，但他不贊成在倉猝之間便作出這麼大的變動，這樣做有可能引起公憤。另一方面，蘇轍本身也是一個詩人，明白到「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 （註5）詩賦科已經取消十多年了，突然加進考試範圍內，又怎可能馬上便可以有學習成果。蘇東坡也不知要經過多少努力才成為舉世知名的大詩人。重新考詩賦或許只是小事，突然不用《三經新義》為考試標準則非同小可。大家試想像一下，埋首苦讀了多年的「天書密笈」，一夕之間被完全癈掉，那還了得。身經百試的讀者們必定可以理解當中的苦況。蘇轍自己也是過來人，當然明白到驟然改變遊戲規則會帶來的衝擊。

不幸地，這消息給傳出去了，「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造成「惶惑懣亂」（註6）。突然改變考試方式，士子們未有足夠時間準備，試，又怎會考得好。官運受到影響，自然鼓噪。蘇轍不單指出問題，更能提出解決方案：（一）朝庭立即宣佈，不會在來屆科舉中考論詩賦，一切如舊，安定人心最重要；（二）來屆考經義時，用王安石的版本作答可以，引用其他經典作答也可以，若是自由發揮也可以，實行兼容並包；（三）明令這一屆科舉完結了，便會推行科舉制度改革，讓士子有所準備。可惜，司馬光並不接受蘇轍的提議。

另一個能夠看到蘇轍可以從持份者的角度去思巧問題的例子，就是裁減冗員。

宋朝冗官之多真的是史無前例，元祐時更是破紀錄之多，不能不減。但裁員減費也是宋朝弊政中的地雷陣，觸碰不得。連自謂能「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也因此斷送仕途了（註7）；王安石夠膽大喊「祖宗不可法」，卻不敢對冗官冗員痛下殺手。蘇轍這個朝中老二竟然有此膽量，站在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官員的對立面！

蘇轍本來就是十分支持以節約為本的理財思想，自然贊成裁減冗官。他的建議是查劾實際所需官員名額，做好紀錄後，明白表示，朝庭不會馬上把多出來的官員裁退，而是實行「有缺不補」，這就是今天常說的「自然流失」！這樣一來可以隱定官心；二來不會有人利用這機會來拉攏「受害人」攻擊決策官員。據蘇轍的估計，只要把這政策推行得十年八載，便不會再有超額冗員了。

這完全是顧及到受影響官員的處境，應該不會引起強烈反彈的。時間是要長一點，但最終也可以做到裁員減費。這提案也得到其他執政支持，就此成了定案。想不到宰相呂大防把事情交由一個名叫任永壽的官員負責，此人急功近利，立即裁退多餘的官員，造成「中外汹汹」。蘇轍眼見自己的提案遭此命運，又怎會坐視不理。他立即上奏批評朝庭怎可以不講信用，當初明白說好了不會馬上裁員，現在卻出爾反爾。事情鬧大了，呂大防只好棄車補帥，處罰任永壽，重新依着蘇轍的提案行事。

蘇轍絕不是那種雷厲風行的政治家。他揉合了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無為而治，佛家的隨緣任化，擇善而行，因事制宜，不固執己見。很多時候他給人的感覺就是慢條斯理，萬事總是： 不温不火，從長計議，不用急。可能就是這種「温」，這種「慢」，令他可以更深入地去發現問題，找出更好的解決方法。蘇轍經常以漸變代替突變，不可少看「漸」的力量，它能化解各式各樣的阻礙和扺抗於無形，讓改革進行得更順暢。當然，用大刀闊斧的手段，一旦成功便可以揚名立萬，不會像支持漸變者那樣，時間一久，成功與否，只會寂寂無名。不過，做老二的反正不會及得上做老大的那樣體面，温一點，慢一點，又何妨！

注釋

註1：蘇轍升任門下待郎之前曾任台諌要職，主要職責是彈劾百官，詳見前篇《辣手諌官VS前朝遺臣》。

註2：見本輯文章的第二篇《新進小官VS 執政大人》。

註3：蘇轍《欒城集》卷40，《三乞罷青苗狀》。

註4：蘇轍《欒城集》卷40，《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註5：蘇轍《欒城集》卷38，《言科場事狀》。

註6：同上。

註7：仁宗時，范仲淹推行「慶曆變法」，有不少措施是針對冗官冗員的，因此遭到強烈的反對。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如此說道：「他們（冗官）既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要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言簡意賅說出了范仲淹和王安石為官的分別。我覺得錢穆先生是藉此褒揚范仲淹，貶低王安石的。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辣手諌官VS前朝遺臣 - 下篇

有人認為蘇轍對幾個前朝大臣的狙擊是主觀武斷的，更有可能是為了報復在烏臺詩案中所遭受過的迫害。究竟蘇轍是疾惡如仇，還是公報私仇？

首先，製造烏臺詩案的幾個主事者是舒亶、何正臣、李定，當然還有宋神宗本人。當蘇轍出任諌官時，這幾個大臣不是已經被遂離中央，便是已經風燭殘年，無甚作為。蘇轍所彈劾的那四名前朝「老官」，跟烏臺詩案都没有直接關係，章惇更為蘇東坡抱打不平過。所以說蘇轍公報私仇是很難成立的。

再來就要問，蘇轍是否主觀武斷？蔡確、韓縝、章惇和呂惠卿真的如蘇轍所言那麼不堪？史籍中不是也記載了這幾個人一些可以稱許的事情嗎？那些被蘇轍批評為禍國殃民的舉措，真的導致到民不聊生嗎？

其實蘇轍對蔡確也有正面評價：「頗有吏幹，粗知經史」，只是「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註1）。  《宋史》也提到，韓縝年青時頗能任事：「（韓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註2）。至於章惇：「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註3） 當滿朝文武都視各種「員工褔利」為天經地義時，章惇並沒有這樣做，儘管自己貴為執政，也沒有幫兒子們加官晉爵。說到呂惠卿就更難攏統的把他所籌劃的新政，全都視之為擾民生事；在與西夏的衝突中，他究竟是隱定了大宋西彊的狀況，還是令其惡化了，更是不能遽下斷語。

以上的論說，明顯是把「能臣」和「姦臣」這兩個概念，放於對立的位置上，是彼則不能是此：既然是能臣又怎會是姦臣？可是，又是能臣又是姦臣的，在歷史上多的是！（註4） 蘇轍對這些人的彈劾大都是集中在他們人格上的，官品上的缺失。批評他們為政方面的過錯，只是他們動機不良，人格低劣的結果而已。

蘇轍任諌官時之所以出手如此狠辣，還有兩點我們是要注意的：「諌」這種政治活動和「諌官」這個職位。

「諌」是中國歷史上一種非常奇特又複雜的政治活動，這裏只能簡單概括的談一談。「諌」不只是政策上的辯論爭拗，還有一種實踐道德意義在其中，所以「諌」批判的是道德層面上的缺失，是針對人。更準確一點，就是針對皇帝的操守，官吏的品行（宋代以後者為主）。而用來進行「諌」的道德律又以儒家的倫理思想為主。有時候，法律條文並没有指明某些行為是不合法的，但是若以儒家思想來衡量時是不可以接受的，則可諌之。「諌」就有了「清君側」，「安社稷」的豪氣了。可能蘇轍認為，自己是站在道德高地上來為百姓着想，為朝庭除害，為天道昭彰。再加上宋代諌官制度的弊漏，往往令人誤以為進諌論奏是公報私仇。

宋朝諌官的任免不同於唐代。唐代的諌官是由宰相選任，主要是向皇帝進諌，作為宰相與皇帝之間的緩衝 （註5）。本來只是一般的政事論難，不用特意設立一個職位來提出批評，任何對相關政策有自己想法的人，也可以上奏朝庭，說出自己的意見。然而，宋代諌官的功能是糾察百官，連宰相也包括在內。諌院的主要工作就是監察，監察些甚麼？不就是官員的朝中大節，個人品德！宋代古文六大家中，就有三人曾任此職：歐陽修、王安石和蘇轍。他們其後都進入了執政班子。所以先任諌官，後為宰執，乃是宋代政壇常事。如是者，在諌官任上自然會十分賣力糾察百官。正如蘇轍自己所說：「論奏群臣得失皆是本職。」（註6） ，他的「本職」之一是風聞議事。所謂風聞議事，就是只需要聽聞而已，便可以進行彈劾，不會因為無憑無據而獲罪被處分。所以諌官又被稱為「言官」。「諌官既以言為職，不能無言，時又以言為尚，則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註7） 這種政度有它的好處，也有弊處。好處是及早提出問題，不至於做成重大錯誤；弊處就是令官員養成不求有功，因循苟且，只希望不會被諌官盯上，好官自為之。而在諌官方面，一旦所諌的被否定，他們便會引退，主動要求外調，以表示自己與所要反對的事或人，誓不兩立。反之，朝庭也可以把諌官罷黜，表示朝庭不認同他的進諌。不管是那一種結果，進諌者的官階可能下降了，但聲望卻會上升，贏得清議之名。於是便做成拼了命的「死諌」和脫離了就事論事的宗旨（註8） 。

讀者閣下可能已經看出這種制度潛伏着一個重大危機：被利用來進行政治鬥爭，建立黨派，更有甚者，利用臺諌來進行政治迫害，排除異己。所以，懷疑蘇轍是因黨爭之故才會如此辣手也是合理的。

元祐時期 （1086-1094）的黨爭非常複雜，新舊黨對疊；洛蜀朔互鬥，不是三言兩語便能交代清楚。高剛先生如此描述元祐時期的政治生態：

「元祐黨爭却幾乎找不到政見上的分黨標準，A可能在某件事上支持B攻擊C，但換一件事，他就可能支持C攻擊B，黨派分別的整體圖景遠没有『新舊黨爭』那麼清晰。」（註9）

當初司馬光把蘇轍安排到諌院中去，可能就是看上了他在「制科」考試中的直言極諌的狠勁 。（註10） 以當時的情況而言，哲宗剛登基，新舊兩黨並用，只是權宜之計。宣仁太后「以母改子」，想把神宗的新政一一罷癈，在在都需要言官的幫助，製造有力的言論來貶抑前朝遺臣。

這麼說，蘇轍不就是被利用作政治鬥爭工具？

開始的時候可能不是這樣的。從那時期蘇轍的奉章來看，他基本上是不贊成「新黨」的「新政」。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明白到，當時的朝政必須要改革才行。初任諌官時，他的工作只是為改革朝政的道路移除障礙（新黨） ，這跟他的政治取向是相符合的 。「洛蜀朔」黨爭出現之後，那就難說了。

後來蘇轍在推辭副宰相（又是老二）的任命時說（註11） ：「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註12） ，「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註13） ，  似乎蘇轍早已知道，自己出手如此狠辣會有甚麼後果的。果不其然，一旦他離開了臺諌的職位，對他的彈劾便紛至沓來。誰人有這樣的膽量來挑戰蘇轍這個「直言極諌」的朝中老二？不就是諌院裏的諌官們！正是，剃人頭者人亦剃之，管你是老大還是老二！可是，蘇轍就是知道會有這樣的後果，也「不敢觀望」，盡言其所要言者。

不要忘記，蘇轍也是一個狠角色。

注釋

註1：蘇轍《欒城集》卷三十六，《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註2：  《宋史》巻四百七十一  列傳第二百三十  姦臣一。

註3：  同上。

註4：  當然，姦臣不一定就是能臣。

註5：  錢穆（1974）《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民圖書有限公司，頁69。

註6：  蘇轍《欒城集》卷三十七，《再乞責降蔡京狀》。

註7：  錢穆（2023）（修訂五版）《國史大綱》，臺灣商務印書館，下冊頁40 。

註8：虞云國（2021）《宋代臺諌制度硏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註9：  高剛（2019）《蘇軾十講》，上海三聯書店，頁300。

註10：  在那次制科考試中，部分考官認為蘇轍對仁宗的批評太過火了，不應讓他合格，而司馬光卻支持他。請參看拙文《蘇轍：永遠的老二？ 黃毛小子VS皇帝天子》。

註11：  元豐年間改革官制，取消了參知政事這個副宰相的官銜，而以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來代替。因此，蘇轍的官職等於副宰相。凑巧地，一個月之後，朝庭委任蘇東坡為吏部尚書。蘇東坡便成了蘇轍的下屬了。

註12：   蘇轍《欒城集》卷四十七，《免尚書右丞表》。

註13：  蘇轍《欒城後集》卷十六，《舉王鞏乞外任劄子》。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辣手諌官VS 前朝遺臣 - 上篇

經過五年貶謫生活之後，蘇轍迎來了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階段，同時也走進了宋代最複雜的黨爭之中 （註1）。

元豐八年（1085，蘇轍46歲）神宗駕崩，只有八歲的哲宗（趙煦）繼位，由高太皇太后（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宣仁太后與「新黨」在政策上和皇位繼承上本有磨擦，於是她引用「舊黨」來鞏固自己的權力。首先是重新起用司馬光等名臣。蘇轍也被召回朝，出任秘書省校書郎。這個職位跟制定政策完全沾不上邊，對此蘇轍不太滿意。他以詩言志：「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曬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註2） 。「萬卷縱橫曬腹囊」，蘇轍頗為自負，自問滿腹經綸，現在才當上個閒散小官，不滿之情表露無遺。他又怎會知道往後事態的發展會那麼出人意表！

元祐元年（1086），當他回到久別了的京城，馬上被擢升為右司諌，算得上是諌院中的老二了。這個老二也不賴，在任不到一年，上奏74 章，彈劾多個大小官員，批評了多個朝中重臣，連推薦他出任諌官的呂公著和司馬光也被他掛上了「才不逮心」的招牌 （註3）。最厲害的是，他向前朝四大遺臣出招，將其一一掃地出門 （註4）。

首先是兩個宰相，蔡確和韓縝（註5）。

當司馬光等「舊黨」回朝之後，蔡確已感到政治風向正在轉變，等到蘇轍上書彈劾他時，第二天便自行罷相，知難而退。但蘇轍仍是繼續狙擊，批評他「雖外迫人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指出蔡確只想藉引退避過受罰。又說：「（蔡）確為相無狀，以累先帝之明」；「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註6） 。示意不能就此讓他離去，白白便宜了他。蔡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註7），凡事唯唯否否，見風駛舵，但他總算有自知之明。另一個宰相韓縝比蔡確年長十多歲，就連這種自之知明也没有。雖然知道已經不容於中央，仍是賴着不走。於是，蘇轍對他連番出招，一連上奏八章來彈劾他。

蘇轍對韓縝的批評是：「迷國誤朝與（蔡）確均，而不學無術去確遠甚」。不單無能，而且比蔡確更無才。他與遼國議定邊界時失職，令國防出現漏洞，故此「縝以一死以謝，猶未塞責」；為人暴虐，民間有所謂：「寧逢乳虎，莫逢玉汝（韓縝的字）」，比蔡確更是不堪。彈劾他的官員也不止蘇轍一個，奏章多達數十章。在如此壓力之下，他仍戀棧權位，不願像蔡確那樣淡出政壇。最後是朝庭把他罷免，貶黜為地方官（知潁昌府）。

再來就是樞密使（國防部長）章惇。章惇是一個複雜的人。蘇東坡初進官場時便和他交好，在烏臺詩案發生後，他不單為蘇東坡求情，更正氣凜然斥責那些陷害蘇東坡的人 （註8）。他是屬於「新黨」的，卻不會盲目贊成所有新法，因此跟王安石不和。蘇轍認為章惇是「應務之才」但「難以獨任」（註9），又指責他作為執政之一，就是知道司馬光有關役法的政策是有問題的（註10），他不單没有跟他詳細討論，以人民利益為先，反而任由政策推行出錯。等到事態變差之後，才在庭上和司馬光進行激烈爭論。原來章惇與司馬光早有齟齬在先，他經常嘲弄司馬光，令他非常尷尬。蘇轍批評章惇如此用心，如何能負擔起保衛國家的責任 （註11），強調他以私怨先行，不顧國家利益，所以必須罷免。

總的來說，蘇轍對前三人的彈劾大多是集中於批評他們的無能，無才，無德。對於呂惠卿除了這三項之外，更多了一項，無耻。

呂惠卿早前因「新黨」的內鬨而離開了中央。他比蔡確更滑頭，見勢色不對，索性退到一個「守宮觀」的閑職，差不多是申請退休了。他以為這樣便可以金盆洗手，避過處罰。蘇轍也不呆，看出他的用心，聯合其他諌官多次上書請求誅竄他。蘇轍一出手就是殺着，在奏章起首便引用了漢武帝殺張湯 （註12）和唐德宗逐盧杞（註13） 的典故，指出就是不殺呂惠卿也必須把他：「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註14）。

呂惠卿的品格究竟差到甚麼程度，令一向「朴訥寡徒」（註15） 的蘇轍如此痛恨他？首先，是有關他所制定的「新政」。

他為王安石構思的青苗法、助役法、手實法令「尺椽寸土，檢括無遺」，又鼓勵人民「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棰交下⋯⋯上下騷動，不安其生。」（註16） 把新法的惡果全都推到呂惠卿身上似乎並不公平。其他「新黨」成員，包括王安石和神宗也應該負責。若是論到呂惠卿的官品的話，就不容他推缷了。蘇轍說他：「力進邪說，熒惑聖聽」；「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註17） 。這些評語讀起來可能有點空泛，那麼就來看看一個實實在在的例子吧，一個便足夠了。

王安石以為呂惠卿是一個可以推心置腹的得力助手，兩人親如父子。後來王安石與神宗鬧意見，暫時罷相。他擢升呂惠卿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讓他繼續變法的宏圖大計。但是當王安石復相，呂惠卿便用盡千方百計來陷害他，加深他跟神宗的矛盾。他把王安石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信中有些欺君之言）交給神宗。這些信都是他們兩人仍未交惡時所寫的，而「（呂）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註18）可見呂惠卿這個人經常為出賣任何人做好準備，時機一到，毫不猶豫出招。至於對方是否對自己有因，有義，有情是絕不會考慮的。

《宋史．姦臣傳》呂惠卿一節有如下的記載：「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入朝。」（註19） 連其他姦臣也不敢與他共事，可見呂惠卿此人真的是姦臣中之姦臣。江湖險，政壇更險。

有一說認為，蘇轍如此賣力彈劾前朝官員是因為蘇轍是報復在烏臺詩案中自己和兄長所遭到的迫害。另一說法則認為他的彈劾是主觀武斷的。

究竟蘇轍是疾惡如仇，還是公報私仇？

注釋

註1：涂美雲（2008）《蘇轍在元祐黨爭中的角色與影響》，興大中文學報第23期

註2： 蘇轍《欒城集》．卷十四，《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

註3： 蘇轍《欒城集》．卷三十六，《乞選用執政狀》。

註4： 這當然不是蘇轍的個人功勞，諌院中的其他成員和反對「新黨」的大臣也有出力的。

註5： 在宋代，多個宰相同時執政是平常事，獨相的情況是比較少數的。

註6： 蘇轍《欒城集》．卷三十六，《乞罷左右仆射蔡確韓縝狀》。

註7： 《宋史．姦臣一》．巻四百七十一 ，列傳第二百三十 。 被《宋史》列入姦臣傳中計有：蔡確、邢恕、呂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京（及其子弟）、趙良嗣、張覺、郭藥師、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万俟禼、韓侂胄、丁大全、賈似道。

註8： 葉夢得《石林詩話》。

註9： 同注釋3 。

註10： 當時正在爭論是否應該廢除雇役法（免役錢），重新執行差役法。

註11：蘇轍《欒城集》．卷三十七，《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

註12： 張湯（？-前115年）， 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西漢武帝時大臣，酷吏。

註13： 盧杞（？-785年），字子良，滑州靈昌人（今河南滑縣西南），唐朝宰相、奸臣 。盧杞為官期間迎合聖意，嫉妒賢能，黨同伐異，先後陷害朝中多個名臣，為籌集軍餉，實行括率、增收房屋間架税、設立除陌税，實施後市場商人壟斷買賣權，國家收入減半，廣泛引起民憤。

註14： 蘇轍《欒城集》．卷三十八，《乞誅竄呂惠卿狀》。

註15： 蘇軾《答呂熙道之二》，《蘇軾文集》頁1791。

註16： 同注釋11。

註17： 同上。

註18： 同上。

註19： 同注釋7。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新進小官VS執政大人

熙寧二年（1069， 蘇轍30歲）蘇轍守父喪完畢，回到開封。神宗與王安石的變法大計已經密鑼緊鼓地陸續出臺了。回京後不到一個月，他便上書神宗，指出他治國的先後次序錯了：「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并癈。」又說：「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註1）。神宗一讀，覺得正合朕意，馬上親自接見了他，垂詢治國良策。所以，蘇轍是比蘇東坡更早得到神宗的賞識的。由於蘇轍與王安石都主張以理財為改革的主導，神宗便把他派到推行新政的「制置三司條例司」中去工作。

雖然蘇轍跟王安石都贊成當務之急是先要理好國家的財政，但怎生個理法呢？就有很大的分別了。

那時大宋皇朝正處於入不敷支，有着嚴重財政赤字的憂患之中。除了每年輸給遼國和西夏的財物之外，當時官僚架構臃脹，軍隊兵員過多，還有各式各樣的「員工福利」，「祖先蔭疪」，「過節禮物」，總之就是一個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於上，冗兵耗於下，財政又怎會不出問題？（註2）在這種情況下，以理財為先也是合理的。

王安石着重開源。他制定了多項跟經濟有關的新措施，為的就是要增加政府收入。本來增加政府收入也是無可口非的，但是，他的政策不單擾民，還會與民爭利。如果不節約開支，只是增加收入，很容易便會竭澤而漁，民力凋弊。另一方面，若要削減冗官冗兵及各種員工福利，必然會引來強烈反彈，當年范仲淹的改革失敗，就是前車可鑑。王安石没有選擇這條改革道路。

蘇轍的主張剛好相反，他強調節省開支和循序漸進的去改革弊政：「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之所謂豐財者，非出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註3） 所謂「求財而益之」就是王安石正在推行的廣開財源，增加國家收入。蘇轍的「去事之所以害財者」是減省無謂的支出，去除擾民的措施，政府提供一個類似安全網（safety net)的制度，讓人民安心生產。若用今天的話來說，王安石的新法是由政府這雙有形之手來干預經濟，設立國營企業，然後把利益收歸國有。蘇轍則主張節約的自由經濟，藏富於民。所以蘇轍和王安石在基本目標上是相同的，但如何達到這一目標就很是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其中又以「青苗錢」這項目更加突顯兩人的不同（註4）。

蘇轍很早便看出實行青苗錢的弊端。他向王安石分析道：「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如此，則恐鞭箠（刑法）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註5） 老百姓獲得「青苗錢」之後，未必就能幫助他們度過難關，反而讓他們養成「先花易得錢」的壞習慣。日後必定引起諸多官司訴訟，做成禍亂。蘇轍看到的不單只是理念上的問題，他更看出在執行上將會遇到的紕漏。他的考量不可謂不周到，由此亦看出蘇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不會困囿於理論空想。

蘇轍向王安石提議，把現有的常平法辦好，也可以在經濟上令百姓於凶年中有所依靠。起初王安石也是認同蘇轍的分析的，一度擱置「青苗錢」計劃。後來有些「拍馬屁」的人報告，試行青苗法成功了，王安石便把這措施推出臺。朝中衆人都忌畏地位如日中天的王安石，不敢作聲，蘇轍這個新來乍到的小官竟敢上書力陳其不是之處（註6）。王安石一時惱羞成怒，想置蘇轍之罪，幸好被其他大臣勸助了。另一方面，蘇轍也不能跟那些趨炎附勢之徒一起工作，便離開了制置三司條司（註7）。能夠留在這個由皇帝指定成立的機構中工作，對仕途多麼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不少官員做夢也想成為其中一分子，蘇轍這個老二對此卻是不屑一顧。

離京之後，蘇轍當過陳州州學教授，齊州掌書記，南京簽書判官⋯⋯直至烏臺詩案發生，受兄長連累，被貶到筠州去當個收鹽稅酒稅的雜務官。雖然是同樣的出處，蘇轍從未像蘇東坡那樣當過一州之長（知州），最多也只是地方上的副把手而已。雖然是同樣的被貶，他不能像兄長那樣悠遊於山水之間。蘇東坡被貶之後，有職無務，閒官一個，當他正在「夜飲東坡醒復醉」，「回首向來蕭瑟處」時；蘇轍卻為一斤一両，一分一毫，計較計較。這種以營利為生的操作，實為飽讀詩書的儒生所不恥。蘇轍是這樣形容自己當時的生活的：

「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争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癈，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註8）

正在職場中打拼的讀者閣下，對這種生活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

蘇轍這個老二也是挺扛得的。他不但没有給這繁雜的差事所壓倒，反而潛心苦練道家養生的功夫，其功力之深厚連蘇東坡也佩服。除此之外，蘇轍也加深了對佛學的硏究和與僧道的交流（註9）。另一方面，他的文學創作，經學硏究也收獲豐碩。就量的方面來說，蘇轍是更勝蘇東坡的。在筠州的五年之中，蘇轍開始了《詩傳》，《春秋傳》，《老子解》和《古史》的著述，還作了200多首詩（蘇東坡則只有170多首）（註10）。對於如何面對貶謫生活，老二不比老大差。

注釋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