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海明威在香港

一．特別任務

1941年2 月，海明威與第三任妻子Martha Gellhorn到達香港[1]，之後從香港轉到韶關、桂林，再到重慶、成都、昆明等地方去觀察，最後沿滇緬公路到達緬甸的臘戌。他們在香港逗留了三十多天，親身體會到暴風雨到來前那片短暫的寧靜，原本歌舞昇平的英國殖民地正慢慢被迫近的戰火所籠罩。

對海明威來說，這次中國之旅有雙重意義。表面上他是美國紐約《PM》報（一譯《午報》）的特派記者，前來採訪中日戰況，而暗地裏他是為美國做間諜[2]。要他搜集情報的並非美國中情局或國防部，而是財政部。當時主管財政部的Henry Morgenthau是非常鼓勵羅斯福採取強硬態度，對抗軸心國集團的侵略行為[3]，因此他支持美國政府向中國提供援助。不過，在1941 年皖南事變之後，他開始懷疑國民政府向美國要求的援助金額，何以會如此之大，他想查究一下美國的援助究竟被用到哪裏去。至於《PM》報方面則希望海明威能夠撰寫有關中國抗戰情況的特稿。在那年頭，美國民眾十分關心，日本在東亞的軍事擴張會否損害到美國的利益？美國是否把注意力過於集中在歐洲方面？更重要的是，美日會否開戰？這些都是報社希望海明威能夠作出報導的。

為何會選擇海明威？ 

首先，海明威夫婦是羅斯福的朋友[4]，美國第一夫人與Gellhorn的母親更是志同道合的社運分子，她十分欣賞Gellhorn的新聞工作。有了這一層關係，Morgenthau相信海明威是可以保守秘密的人。其次，他有採訪戰地新聞的經驗，曾經到過多個戰場去。第一次大戰時，他參加了紅十字會的義工，在前線活動，並因此受傷。之後他又採訪過希臘的獨立戰爭和西班牙內戰。Gellhorn就是和他在西班牙採訪時「情定終生」的。這次中國之行，Gellhorn也有特別任務。她答應了為《Collie》雜誌報導中日交戰的情況，這次中國之行本來就是她的主意。剛巧，海明威與前妻辦妥了離婚手續，他和Gellhorn可以成為合法夫婦了[5]。這樣正好用渡蜜月，採訪新聞和搜集寫作材料來掩飾他們這次中國之行的真正目的 [6]。

就這樣，這一對新婚夫婦便起程往中國去執行他們的特別任務。

二．香江見聞

海明威要做間諜一點也不容易，因為他太出名了。他可能沒有預計到自己會如此備受關注，更想不到這次蜜月旅行會遇上那麼多不速之客。也難怪。本來海明威已經是英語世界中的知名作家，加上他一些高調舉動，更加引人注意 [7]。

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大部分人是經由海路從美國前往香港的。而海氏夫婦則是乘搭豪華水陸兩用客機，這已經是不尋常的事情了。當海明威在夏威夷轉機往香港時，當地一份日文報紙便報導了他們的行踪。林語堂也從美國發電報通知他的香港朋友，讓香港報界早作準備。結果，他們剛抵達啟德機場時，便馬上被「野生捕獲」。正在機場守候的報社包括有南華早報，HK Daily和中新社。在無可奈何之下，海明威只好擺出適當的「甫士」讓記者們拍照，並且答應接受報社的獨家訪問。

（圖一：海明威攝於啟德機場。Martha Gellhorn正從巴士車窗中望向鏡頭)

海氏夫婦另一個令人矚目的行為便是入住非常高級的「香港酒店」，之後更搬往遠離繁囂，更上一層樓的「淺水灣酒店」。

這些著名酒店都是那些年上流社會，外籍人士落腳的地方。最能代表殖民地時代外國人和本地有錢人的時髦生活。就是在這些地方，海明威遇上了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物，當中有英美的高級軍政人員，在中國做大買賣的商賈巨富，也有些是跑來東方碰運氣的機會主義者。除了到快活谷馬場去博彩[8]，到新界去打獵之外，海明威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酒店大堂或酒吧裏跟這些人打交道。從他們口中，他獲得了「第一手」的中、港、日資料，加強了他對東方局勢的了解，日後向美國政府作出了準確的分析。

Gellhorn也沒有閒着。海明威是透過其他來人獲得資料，Gellhorn則透過親身觀察和接觸「實物」來獲得資料。她很快便發覺到，在香港身份地位的高低，與居所位置的高低是成正比的，越往高處去，身份地位越高。她語帶相關地說：「『高度』決定了社會地位」[9]。Gellhorn特別留意到三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妹仔」、「鴉片」和「童工」。這三個問題可以歸結為一個更嚴重的社會問題：虐待兒童。她觀察到不少妹仔除了要擔負主人家的粗活之外，更受到性侵；在鴉片煙格中服侍煙客的少女們，常常受在煙客們的狎弄；在幽暗的工場裏，童工們為着微薄的報酬，日以繼夜地雕刻象牙，對眼睛造成永久傷害⋯⋯凡此種種都令她感到不安。另一個令Gellhorn不安的就是香港的衛生環境。

持續多年的戰亂，令大量逃避戰火的難民移居香港。原本已經嚴重不足的基本設施，變得百上加斤，難以配合，出現種種衛生問題。據海氏夫婦觀察，當時正有霍亂疫症漫延。有一次，他們在淺水灣行山時，就遇上了一個患有霍亂的女人倒斃在他們面前[10]，自此之後海明威便當起了「醫療官」，全程監察各項消毒工作。海明威又指出，一旦日軍發動攻勢，香港馬上會出現兩大問題：（一）處理居民排泄物的問題。只要日本人維持長期的空襲和封鎖，干擾收集「夜香」的工作，香港很快便會變成流行疫症的死城；（二）食物供應問題。香港的食物主要依賴入口，在日軍長期封鎖之下，必定出現糧食短缺，社會混亂。

三．風雲人物

在香港這段期間，海明威認識了很多國際上的重要人物。

其中一個就是中國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CNAC）美國本部的主管W. Langhorne Bond。

Bond本人已經在中國打拼了十多年，對中國的交通運輸十分熟識。1941年這段關鍵時期，CNAC所提供的飛行服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風險大，回報相對也大。究竟他是有獨到眼光，早知道中國航空市場大有可為，還是靠彩數大獲全勝？他是實業家，還是機會主義者？很難說得準。自從廣州落入日本人手中之後，唯一可能（不一定可以）避過日軍封鎖，迅速往北去的途徑就只有這航線。儘管CNAC是民航公司，機身上亦寫着倘大的「中國航空」字樣，但仍有航機被日軍擊落。自此之後，CNAC的飛機不再在天朗氣清的日子飛行，全部改在凌晨時份或天氣不佳時才起飛。乘客們不到最後一分鐘是不會知道是否成行的。這些乘客當然是大富人家，但任你多富貴，只要遇上宋氏家族的人或軍中的高級將領有要事北上的話，航機上的任何人，任何行李也要撤下，讓位給他們。

據Gellhorn回憶，登機時，航空公司會派給每位乘客一張毛毡和一個嘔吐袋。不像今天，這毛毡並非甚麼可有可無的東西，它是必須品。因為那飛機是沒有壓力艙的，自然也沒有空調。在幾千公尺高空，沒有了毛毡，乘客很快便會凍僵。「客機」的座位也十分特別，是一個金屬架子，圍上帆布造成，僅此而已。至於嘔吐袋⋯⋯不用多作解釋了。

Morgenthau也是滇緬公路運輸的權威，對該地區有深入的認識。滇緬公路是中國後方的生命線，抗戰的輸血管，這條運輸路線關係到中國能否繼續抗戰下去。海明威非常信服Bond對該區的分析，於是他向美國政府推薦由Bond來擔任滇緬運輸的顧問。除此之外，海氏夫婦所有向外發送的資料電報都會被中英雙方審查，他們希望Bond能做個傳訊使者，把一些重要消息帶到華盛頓去。

另一個風雲人物就是有Two-Gun Cohen之稱的Morris Cohen。據說Cohen身上經常藏有兩支手槍，因而得名。他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和亡命之徒。在波蘭出世，隨家人移居英國，一直不務正業，後來犯下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罪行，被家人放逐到加拿大。在人地生疏的加拿大，他仍是不能安定下來，游手好閒。有一次他出手拯救了一個被劫的中國人，令不少華人感到驚訝，因為當地很少白人會幫助中國人的。可能作為遊子的Cohen深深明白到人在異郷，常常被排擠的苦處，從此他便經常與中國人為伍，更學懂了說一些間單的廣東話。認識了孫中山先生之後，他加入了同盟會。他非常尊敬孫先生，當過他的近身保鑣，親自組織和訓練孫先生的近衛部隊。孫先生過身後，他轉行做起了軍火賣買（是否合法就不得而知）。當海明威在香港遇到他時，他自稱是一名將軍，但不知他的這個軍銜從何而來。

Cohen雖然和孫先生親近，但他並不喜歡蔣介石一脈的國民政府。孫先生過身後他離開了權力中心，但他仍與宋慶齡有聯繫，仍為她工作。那時候宋慶齡正在香港為抗日救國運動籌款，一直到12 月兵臨城下，Cohen護送她乘搭最後一班飛機離開[11]。而他則留在香港與日軍作戰，不幸被俘，被關進赤柱監獄，慘遭日軍虐待。

（圖二：宋慶齡為Cohen墓碑題字。馬坤是宋為他起的中國名字)

作為一個中間人，Cohen安排了海氏夫婦與宋慶齡見面。不過，有關海明威在香港的這段時間，是否見過宋慶齡仍有爭論 。Gellhorn在遊記中說，他們見到的是Madame Sun （孫夫人）。在宋家三姊妹中，只有宋慶齡是孫夫人。宋慶齡比海明威更早到達香港，比他更遲離開，所以海明威夫婦大有可能在香港時見過她。但孔祥熙的秘書夏晉熊卻堅持，當時宋慶齡是在重慶而不是在香港。他們見到的是宋靄齡。不過，Gellhorn在遊記中把這兩姊妹作了多方面的比較，不大可能會把兩人混淆的，而且夏的憶述與當時多份報章有關宋慶齡的報導不符。

宋慶齡給Gellhorn留下非常好的印象，30多年後她在遊記中，讚賞她是宋家唯一正派的人物。海明威夫婦也會見了宋靄齡，她是專程由重慶前來與他們見面的。宋靄齡的丈夫孔祥熙跟海明威的叔父是相識的，宋靄齡可能想借「世家情誼」來試探一下海明威此行的真正目的吧。Gellhorn對她的評價則十分負面，除了對她的服飾打扮給予讚賞之外，很明顯她並不喜歡這位Madame Hung（孔夫人）。

1941年3月底，在Cohen的提意下，海氏夫婦改變了往宜昌去作前線觀察的計劃。Cohen 說，那兒的戰事已經底定，日軍已控有那個地區，不會看到任何戰事，他建議他們改到第七戰區總部韶關去[12]。海明威希望能深入了解中國的戰區情況，加上從韶關可以到桂林轉乘飛機往重慶，於是他接受了Cohen 的提意，先乘飛機往東北方的南雄（一說是南陽）去，再南下韶關。

四．危城之下

（圖三：1941日軍入侵香港路線圖）

香港是東西方和東南亞各國的交通要道，又是南太平洋的重要港口。自從1938年10 月廣州淪陷以後，日軍對這個英國殖民地便一直虎視眈眈。只要控制了香港的港口和鐵路系統，就可以阻截援助物資從南面進入中國，又可以南向入侵東南亞各國獲取所需資源。故此，日軍不斷收緊對廣東省的封鎖，積極備戰。日本對英軍的防衛力量估計得很高，視為一場硬仗。事實上，當日軍進攻香港時，亦同時向珍珠港發動偷擊（夏威夷時間 1941 年 12 月 7 日），所以入侵香港是日本人太平洋戰爭計劃的一部分，他們不敢掉以輕心。

英國則一直希望置身事外以求保障自己的利益，對任何有關反日的言論也加以禁止。隨着日軍在華東地區攻城掠地，不斷擴張，英國對日本不再存有太大的幻想。1940 香港政府開始管制食物價格，後來更限制移民入境，又把大批英國婦孺送到澳洲去。到了1941年， 形勢已清楚表明，日軍進攻香港只是時間問題，港督羅富國也明言：「若果香港受到攻擊，香港會抵抗，香港有能力抵抗，香港已經準備好抵抗。」[13]

當海明威夫婦從中區搬到淺水灣酒店時，他們已見到沿海的佈防和軍事設施。一些英國軍官還帶他們到粉嶺邊境一帶，遠眺硝煙過後的深圳。他們看到日軍對深圳的破壞非常嚴重，比起蘇聯入侵芬蘭時或西班牙內戰時的更嚴重[14]。這些英國軍官又向他們介紹了英國如何佈防，軍力調動等情況。海明威聽了總是禮貌地不置可否，但私底下他卻對美國大使Addison E. Southard說：「英軍將會像老鼠一樣被困死！」[15]

海明威曾經對當時的局勢作出過幾項預測：日軍南下入侵是一定會發生的事，但不會在7、8月間，因為有颱風，12月將會是最理想的入侵時間。英軍的部處將會是不堪一擊的。

1941 年12月8日日軍發動攻勢，最重要的醉酒灣防線一夜之間被攻下，10日之後日軍登陸香港島。1941 年12 月25香港淪陷。

注釋

[1] 除一些著名人物之外，所有外國人名皆以原文出，一為行文方便，二為避免混淆。Martha Gellhorn （1908-1998）是新聞工作者、遊記作家、小說家、報刊雜誌專欄作家、社會運動家，經常為美國及國際上的弱勢社群發聲。

[2] 多本海明威傳記和有關研究專書都用「間諜任務」來描述這次旅程。說是「間諜」可能太誇張了，稱之為觀察員較為合適。

[3] 1940年9 月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簽署了《德義日三國同盟條約》正式加入了這陣營。

[4] 他們曾在白宮中為總統夫婦介紹過有關西班牙內戰的情況。

[5] Gellhorn 是「第三者」。海明威為了她而與第二任妻子離婚。

[6]  詳見Gellhorn, M. (1979). My travels with myself & another: a memoir. New York: Tarcher。

[7] 就在他出發前，他的另一部大作"To whom the bell tolls"剛出版，中文譯名是《喪鐘為誰而敲/鳴》或《戰地鐘聲》。這本書不單大賣，甫一出版便有電影公司把版權買了下來改編製作，由荷李活著名巨星擔綱主角，這令到海明威的名聲更上一層樓，據估計這齣電影只是在美加兩地的票房已高達七百多萬美元。

[8] 那時候快活谷也是外籍人仕進行足球比賽的地方。

[9] 原文：" social position established by 'height' ."。

[10] 若只從Gellhorn的描述看，這女子是否真的死於霍亂很值得懷疑。

[11] 之後，日軍炸毁了啟德機場和所有英國戰機。

[12] 主要防區涵蓋廣東及江西南部，負責華南地區的對日作戰任務。

[13] 原文："If an attack is made on Hong Kong, it will resist, can resist and is ready to resist."。

[14] Gellhorn 曾經到過這兩處地方採訪。

[15] 原文："They will die trapped like rats."。

主要參考書目

Baker, C. (1969).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Donaldson, S. （ed.). (1996).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llhorn, M. (1978). My travels with myself & another: a memoir. New York: Tarcher.

Levy, D.S. (1997). Two-gun Cohen: a biogra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oreire, P. (2007).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his WWII spy mission with Martha Gellhorn. Lincoln, NE.: Potomac Books.

Reynolds, M. (2000).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元邦建（編）（1987）《香港史畧》，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

楊仁敬（2006）《海明威在中國》，廈門大學出版社。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