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二十世紀初，清史學家逐漸提出「清代漢化論」，認為滿族入關後因頻繁與漢族交流而出現「漢化」的現象。[1] 如著名史學家何炳棣於《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清代成功關鍵在於漢化政策的採用。[2]然而於一九九零年代中葉，美國學術界開始興起「新清史」，此學派否定了從前所認為的清代漢化論，並從「非漢族中心主義」的角度重新解構清代歷史。本文旨在通過分析清代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政策指出新清史觀點的謬誤。
二、各邊疆少數民族政策分析
1、西藏
新清史學派的核心觀點之一正是認為清代君主同時具備多重的身份，擁有「共時性」的特徵，認為乾隆通過擁有文殊菩薩的身份而成為普世的君主[3]，並以藏傳佛教的思想統治非漢族地區，其中最為重要的證據當為乾隆的「菩薩皇帝」和轉輪王的身份。[4]然而此種說法忽視了此頭銜同樣適用於元明兩代的皇帝，新清史所謂的內亞特性中的「文殊皇帝」稱號，不過是五世達賴喇嘛對中原皇統的再次確認。正如《賢者喜宴》中所記載，於永樂三年，大寶法王哈立麻已經稱明太祖朱元璋及其皇后是「文殊和度母的化身」，大乘法王亦將明成祖朱棣稱為「文殊怙主」，而固始汗則在《鐵龍年顧實汗頒給達普寺的鐵券文書》中將崇禎皇帝稱為「文殊皇帝」。[5]
此學派更認為西藏和滿清之間是一種供施關係，但弘曆皇帝於乾隆五十七年時，已在諭旨中多次指示「欽差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係屬平等，不必瞻禮，以賓主禮相接」，並明確「不准與達賴喇嘛叩頭」。[6]而隨後福康安代表乾隆到達西藏時，八世達賴喇嘛對他懇切地說：「大皇帝乃諸佛之父尊，實為文殊菩薩，為我西方聖教與眾生。你如大皇帝之眼珠。此來西藏，像你這樣的大人沒有向喇嘛我跪拜的例規。請不要這樣做。」[7] 表明了當時清朝皇帝與達賴喇嘛之間已經不明顯地存在以佛教習慣為基礎的「大施主」與「應供僧」關係。
2、新疆
對於新疆的統治，西方漢學界將其視為內亞的一部分，區別於中國本部，並認為是清王朝以武力將這些地區納入中國的版圖之中。[8]新清史學派將新疆類比為奧斯曼帝國於巴爾幹等地的殖民地。然而此種說法忽視了中原政權數百年來與此區域的密切聯繫，如西域早於漢代已建立西域都護府，至唐已納入中央統治，元代更實行行省制，並設北庭都元帥府與中原並無不同。[9]
清廷於新疆的政策亦表現了其所謂「漢化」的特徵，如左宗棠於新疆時從文化上令當地居民接受中華文化的薰陶增強國家的意識。[10]例如龔自珍、魏源等人就曾提議在西域設置行省[11]，而設置郡縣北朝隋唐時期即已有之[12]，至乾隆時期，迪化、鎮西亦已實施[13]，魏源等的主張正是對傳統王朝治邊理念的繼續和發展。
3、蒙古
新清史認為皇太極稱帝的契機在於從成吉思汗後裔中得到「成吉思汗哈斯寶」，並指此「傳國玉璽」代表清朝承襲了蒙古汗國的正統並以蒙古大汗的身分進行統治。但是早在清初之時，漠南蒙古已自視為中國。[14]康熙於《大清會典》中表示「雖稱外藩，實視內八旗無異」[15]，甚至其後乾隆時期的《大清會典》中亦表示：「漠南蒙古諸部落，比於內臣。」[16]從清朝文獻，特別是清初文獻考察，漠南蒙古不過借用了傳統「外藩」說法，其實質卻與內地各省並無不同，而且與清廷關係的緊密程度還要超過內地各行省。
三、結論
綜觀清史，清廷始終以中國自居，外國列強亦以此稱呼，相反強調「滿洲性」之新清史嘗試將少數民族與漢族放在對立面，認為「中國」僅限於漢地十八省。「新清史」依然體現著上世紀西方中心主義的延續，認為中國歷史裡，只有那些由西方歷史經驗所界定的現代性變化才是值得研究。[17]
參考資料
一、書籍
[日] 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王文楚編：《大清一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清] 伊桑阿編：《大清會典》。江蘇：鳳凰出版社，2016年。
[美] 柯嬌燕：《半透明鏡》。台北：八旗文化，2024年。
柯劭忞編：《新元史·地理志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美]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施渡橋編：《中國軍事通史·清代後期軍事史》，下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
[美] 濮德培：《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台北：衛城出版，2021年。
二、中文期刊
石岩剛：〈清前期多語種文書中皇帝稱號的演變〉，《歷史研究》，2024年第6期，頁77-101。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清史研究》，第4期（2005年），頁1-18頁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6期，2006年12月，頁155—165。
劉麗楣：〈關於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相見禮儀問題〉，《中國藏學》，第1期（1997年），頁72。
嚴耕望：〈唐代北庭都護府通西州伊州諸道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7卷第1期（1974年），頁95-110。
三、外文期刊
David M. Farquhar, "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 no. 1 (June 1978), pp.5-34.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pp. 189-195.
註：
1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6期，2006年12月，頁155-165。
2 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 pp. 189-195.
3 [美] 柯嬌燕：《半透明鏡》（台北：八旗文化，2024年），頁248。書中指出，乾隆「化身為菩薩和文殊菩薩，等同置於皇帝於中國，並將中國的龍座當作蒙古和西藏關係的支點。然而文殊菩薩不單是條條框，蒙古於東亞其他地區的知識守護神」。
4 David M. Farquhar, "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 no. 1 (June 1978), pp.5-34.
5 石岩剛：〈清前期多語種文書中皇帝稱號的演變〉，《歷史研究》，2024年第6期，頁77-101。
6 劉麗楣：〈關於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相見禮儀問題〉，《中國藏學》，第1期（1997年），頁72。
7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頁184。
8 [美] 濮德培：《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台北：衛城出版，2021年），頁26-38。
9 據《新元史·地理志六》載，公元1295年（元貞元年），立北庭都元帥府及曲先、塔林都元帥府，以統天山南北路的元軍。以後元軍主力，源源西調西域，直至1301年（大德五年），海山率元軍大敗叛軍，海都死。
10 [日] 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頁247頁。
11 施渡橋編：《中國軍事通史·清代後期軍事史》，下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38。
12 嚴耕望：〈唐代北庭都護府通西州伊州諸道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7卷第1期（1974年），頁95-110。
13 據乾隆四十九年本《大清一統志》載，西域新疆統部不包括鎮西府和迪化州，因為當時二地隸屬於甘肅省，因此歸於「甘肅統部」。而據《嘉慶重修一統志》載，西域新疆統部已經將二地包括進來，不再隸屬「甘肅統部」。
14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清史研究》，第4期（2005年），頁1-18頁
15 康熙《大清會典》作了這樣敘述：鼎革前「率先歸附」，土地人口「悉隸版圖」。其疆理「東至盛京、黑龍江，西至厄魯特，南至長城，北至朔漠，袤延萬餘里」。有關朝集、貢獻、宴賞、編戶、比丁、刑罰事宜由理藩院「主客清吏司」等衙門管轄，雖稱「外藩」，實「視內八旗無異」。
16 乾隆《大清會典》：「國家肇基東土，威德遠播，漠南蒙古諸部落，或誼屬咸晚，或著有勳績，或率先歸附，咸奉其土地人民，比於內臣。」
17 [美]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頁50-77。
第十六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
初級組一等獎作品
學校：聖保羅書院
學生姓名：傅泰元
年級：中三級
指導老師姓名：李浩榮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