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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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皕宋樓藏書的啟示——香港文獻保育的走向

清代皕宋樓藏書的啟示——香港文獻保育的走向

1907年,浙江的中國四大藏書樓之一皕宋樓,創辦人陸心源的兒子陸樹藩因家中絲綢生意的經營未如理想,將全數四萬多冊被視為國寶的藏書出售,轟動一時。

皕宋樓有不少宋元明善本書籍,而且當中有很多屬於孤本,是藏書家陸心源由祖父陸鏞以來,經歷三代的珍藏。陸心源辭官後於浙江的歸安城建立「皕宋樓」、「十萬卷樓」和「守先閣」,藏書達十萬多卷,皕宋樓所藏主要是宋元版本書籍,十萬卷樓則藏明以後的精抄本,而守先閣則存普通書籍。陸心源於太平天國起義期間,買得大量江浙藏書家的珍藏,原則是「非聖之書,不敢濫收」,使藏書樓的庫藏更具規模,以皕宋樓最為聞名,陸心源希望收藏二百部宋版書籍,故名之皕宋樓,他死時告誡後人不得變賣藏書。

然而,兒子陸樹藩的絲綢生意不景,只好於1902年變賣圖書,挽救其家族及鄉里的頹局,在售賣的過程中,他的原則是不分拆發售,須全部購買,保留書籍的完整性。他希望清廷能購買,並曾經上書兩江總督藏書家端方(1861-1911),建議建立上海藏書樓擺放藏書。端方也是近代的教育家,曾建立中國第一所幼兒園及省立圖書館,這亦是陸樹藩致函端方的原因。

可是,清廷沒有積極考慮,陸樹藩提出如果清廷能建立合適的藏書樓,便願意捐贈所藏,但經過兩年亦沒有回音,家族猶需資金過活,陸樹藩便把珍藏公開發售,日本漢學家重野安繹(1827-1910)及其學生岩崎彌之助(日本三菱集團的創辦人之一)知道消息,便與陸樹藩商量購書,當時藏書已「塵封之餘,繼以狼藉」,岩崎彌之助願斥資十二萬銀元購買,是當時唯一有能力及識見的買家,雙方對於藏書的買賣及運送都守口如瓶。期間,陸樹藩的好友張元濟(1867-1959,即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得知書籍即將售出,便趕至陸樹藩家商討購買之事,可是陸樹藩已承諾將書籍售給岩崎彌之助,並需保密,張元濟多番請求,只得知書價大約為十萬元,張元濟稱願先付六萬元,並保證日後可以籌得餘款,陸樹藩則不置可否。1907年6月,浙江湖州碼頭罕見出現小火輪,並拖著三艘盛滿書籍的河船一直移至上海,到達上海後加以點算,然後把四萬多冊的書籍裝到日本的汽船,就這樣,三座藏書樓的藏書,靜俏俏運到日本的岩崎公館,後再遷入東京靜嘉堂文庫。而靜嘉堂文庫有嚴謹的閱書制度,書籍絕不外借甚至拍攝,慶幸藏書經歷了關東大地震及東京大轟炸後,都安然無恙,皕宋樓的藏書至今仍妥善保存於靜嘉堂文庫,奠定了文庫在日本漢學界的地位。

藏書東渡日本的消息傳出,震撼整個學術界,朝野都對中國失去大量宋版書籍感到憤慨,有識之士無不握腕長嘆,矛頭多指清廷。那麼究竟宋版書籍有何價值呢?明清時已流行一說法,就是「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皕宋樓有超過2600冊宋版書籍,現今臺北故宮博物館有近3000冊宋版書籍,可知皕宋樓的藏書能媲美世界級博物館,經營過百年的山東省圖書館也只有數十冊宋版書籍,另外皕宋樓還有2000冊與宋版同樣珍貴的元版書籍,這便能量化皕宋樓藏書的珍貴程度。不過,日本人非從價錢著眼,而是其文化價值,日本漢學家河田羆(1842-1920)於靜嘉堂文庫收入皕宋樓藏書後,為文庫整理圖書及編定目錄,出版《靜嘉堂秘籍志》,他概述了宋版書籍的可貴之處。在唐末五代,書籍開始以雕刻印刷,到宋代的刻板更臻精美,不少是書法家的字體,造工仔細,少有錯處,印行數量極少,堪稱藝術品。元朝承襲南宋的刻板雕刻,書籍的相貌相近,但到明朝之後,書籍輾轉抄寫,或坊間濫造書籍,錯漏百出,質素成疑,往往需要運用宋元版本書籍校訂明清的版本。而數百年來經歷戰亂,宋元版本書籍流失極多,難以流傳至後世,日後大家都只能參看可能有不少錯處或改動的明清版本書籍,習非成是而不自知。可見宋元版本書籍全都屬於國寶。

從皕宋樓藏書的去向,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示,主要是國人識見的問題,近一百年前,除日本的漢學家,商家也明白中國文獻的寶貴,願意不惜花費大量金錢加以採購而又不會從事炒賣,對文獻細心保存。反觀香港的文獻保育,大多只由個別大學和慈善團體出力保存,甚少有財力雄厚的人具識見知道香港的文物和文獻檔案的重要性,反而民間個別人士和團體,或出於個人嗜好,或出於對香港歷史的鍾愛,花費鉅額競投珍貴的香港文獻,例如香港收藏家協會的成員,會從外國網站競投與香港有關的照片或書信等物品,與外國買家相爭,單單一張照片可能動輒需花費上萬元。特別是抗日時香港的歷史資料,文獻記錄相對不足,由民間搶購文獻的情況不太健康,史料最終仍處於散佚的狀態,香港又甚少民間博物館作協調,政府部門則出現行政制肘及缺乏相關保護文獻檔案的條例,文獻史料每日都被拍賣,不禁會問為何沒有具能力的人或組織統籌其事呢?這裡關乎社會對歷史的識見和感情,一方面需要向政府及商界力陳原因,以補缺口,但另一方面需要治本,就是從教育入手,讓學生明白文物和文獻檔案保育的重要,把零碎的檔案合成完整而客觀的香港歷史。未來如果只可以從摩羅廟街古董店或競投網站重遇散佚的文獻檔案,甚或要遠赴他邦才能認識香港的歷史,這是十分諷刺的。既然中學中史科即將推行香港史教學,應該增添文物及文獻保育作為活動教學,可定之為校本課程,讓學生親自見證歷史如何妥善保留下來,並燃起尋找歷史足跡的興趣。除了參與文物復修,學生可以在學校附近尋找材料,例如九龍城一男校會讓學生以九龍的街道歷史為題作專題研習,期間如學生找到與母校有關的舊街道路牌,學校與舊生會便可合作,協助學生保育那珍貴的路牌,並於校內展出,學生除了認識街道的歷史,更會讓學生留意身邊的歷史足跡,學生長大後就會對香港甚至中國的文物和文獻,具有保育的意識。

皕宋樓的藏書已不能追回,但昔日腐敗將亡的清廷在此事中吸收教訓,當時另一藏書樓八千卷樓即將倒閉及賣書,清廷立刻命藏書家繆荃孫(1844-1919)搶購書籍,並與端方一起籌建江南圖書館,將藏書安放其中,該館成為中國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即日後的南京圖書館。連當日負債累累的滿清政府,也盡餘力保存國粹,今天繁榮富裕又早已實施普及教育的香港,所欠的究竟是甚麼呢?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秘書                                  麥宇翰

(本文曾於2019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圖片: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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