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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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與勾踐

愚公與勾踐

2011年,有一首歌叫《愚公》,是獻給令香港人難忘的司徒華先生以及歌手黃家駒、義工黃福榮、在菲律賓挾持旅遊巴事件中殉職的領隊謝廷駿。細想之下,愚公精神真是人言人殊,在不同情景有不同的解讀。只要看,不少高官曾經引用過「愚公移山」這一成語,尤其是內地的領導人。在推動發展時,他們會說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每日挖山不止,繼續艱苦奮鬥。

愚公移山,改造中國

「愚公移山」源於《列子》一書,在原本的脈絡中,其實是一個哲學探討。1919年元旦,作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的傅斯年,發表了《人生問題發端》一文,說他的人生觀念就是「愚公移山論」,認為寓言把「努力為公」的意思形容得極明白,尤其欣賞「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為乎?」這句話。後來的引用,強調的亦多是一種為了變革現實而不畏艱難的精神、一種堅定的信念。

1940年,正值國難之際,徐悲鴻完成《愚公移山》的畫作,借愚公來表達國人抗日的决心。到了1945年,毛澤東指出他多次講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學習愚公的精神,要把中國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國主義這座山挖掉。在後來成篇的《愚公移山》一文中,毛澤東把愚公精神概括為四句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1987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也說:中國有句話,叫做「愚公移山」,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傳統。難怪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最後一段仍號召全國「繼續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努力奮鬥。

或許是基於「移山」的強烈形象,傅斯年便說:「不滅的群眾力量,可以戰勝一切自然界的。」自五十年代起,隨着工農業建設的展開,「愚公移山,改造中國」更成為常見的口號。「愚公移山」的故事很多時亦會編入小學語文課本,臺灣也不例外,七十年代初完工的曾文水庫就是一個常用的例子。有的課本寫着:「現代卻有許多具備愚公精神的人,他們憑着信心和毅力,……削平曾文溪的一座山峰,把大量的土石移運過來,興建了遠東最大的曾文水庫。這種人定勝天的精神,更是可貴。」當然,現今不少人會對這個寓言作出不同的反思,有的認為愚公的做法是「反智」,有的批評「移山」實在有悖於環保思潮。不要忘記,「愚公移山」畢竟曾經是幾代人渴望改善社會、造福後代的一個縮影。

生聚教訓,廿年猶未為晚

為甚麼忽然對「愚公移山」大感興趣?緣於看了著名歷史學家柯文教授(Paul Cohen)的一本書,一本論述勾踐故事與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書(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在前言中,他提到愚公正如勾踐一樣,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中,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文化資源,不論他們的社會背景和政治傾向。1915年,袁世凱在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前一日,勸勉部下在日本的強勢壓迫下,要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圖於將來。另一方面,熱血之士深感不少人面對國恥而麻木不仁,大力宣揚愛國雪恥之心,「臥薪嘗膽」也是典型的象徵。

直到抗日戰爭爆發,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事跡不時用於激勵士氣。1939年,周恩來以祭祖掃墓為名回到紹興,曾在越王台向各界代表發表抗日演說,還寫下了「生聚教訓,廿年猶未為晚」的題詞。及至六十年代初,中國面對艱苦歲月,糧食短缺,而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撤回派出的技術人員。此時,舞台上出現了很多以「臥薪嘗膽」為題材的歷史劇,響應當時的口號「發奮圖強」,其中最為人注意的是曹禺的《膽劍篇》。

不同於岳飛、文天祥和戚繼光等民族英雄,勾踐本身是統治者。在國民黨抗日以至退守臺灣期間,不少作品把蔣介石喻作勾踐,醒悟以前施政的種種不足,決心奮發圖強,只不過形勢由「抗日」變為「反攻大陸」而已。蔣經國在1982年,仍要同志們臥薪嘗膽、枕戈待旦。次年,白樺寫的歷史劇《吳王金戈越王劍》在北京演出,被批評為借古諷今。雖然他說這個劇本只不過多寫了一段勾踐復國後的故態復萌,是還歷史的真實,依然難免給人與毛澤東時代「對號入座」。

柯文教授的書,把勾踐故事在二十世紀的種種含意,發揮得淋漓盡致,十分值得一看。想不到的是,兩個在小學時學到的成語「愚公移山」與「臥薪嘗膽」,會有這麼豐富的歷史內涵。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  鄺明威

(本文曾於2011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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