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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搞錢征匈奴的三大法寶

漢武帝搞錢征匈奴的三大法寶

戰爭從來都不是單純的軍力比拼,蕭何在劉邦心中的分量比韓信重,李善長在朱元璋心中的分量比徐達重。如果韓信、徐達是拳頭,那麼蕭何、李善長就是供應血液的心臟,他們搞錢搞物的能力才是根本性的決定因素。漢朝初期的疆土面積僅有200萬平方公里左右,貧弱的漢政權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面對周邊四夷的侵擾大多時候都是忍讓退守。

漢武帝即位後一改漢朝對外溫和的形象,先後大規模派兵征討閩越、匈奴、南越、朝鮮、大宛、西南夷,可謂是四面八方無不出擊。甚至也是無往不勝,先後在國家的東南西北增設了五原、武威、儋耳、文山、樂浪等30餘個邊郡,使漢朝的疆土面積飆升到約1000萬平方公里。

起初雖有前任皇帝們積攢下的財力,但是幾年戰爭打下來,國庫很快就告急了。尤其是與強敵匈奴的較量,密集的大規模征戰前後持續了15年,期間累積動用兵力達到100多萬,數次深入匈奴腹地與敵決戰,對國家財政實力的考驗是巨大的。

這種大規模軍需物資的籌集、漫長補給線的轉運、數十年的連續作戰,顯然也不是農業經濟所能夠負擔的。所以人們不免疑惑,同樣是遇到一位愛折騰的皇帝,為什麼西漢沒有像秦始皇搞垮秦朝、隋煬帝搞垮隋朝那樣,在漢武帝手裏垮掉呢?

這個問題可以換一種問法:漢武帝相比於秦始皇、隋煬帝的最大區別是什麼?軍政能力上或許難分上下,但財政能力上絕對是漢武帝更勝一籌。漢武帝沒有把戰爭的負擔全壓到農民身上,他搞錢的策略可以歸納為三大法寶:徵收工商稅、鹽鐵官營、收回錢幣鑄造權。

當時西漢是典型的國窮民富,在幾代皇帝休養生息的政策下,商賈們是最主要的既得利益群體。《史記貨殖列傳》中描述了當時商業繁榮的景象:「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漢朝都城長安所在的「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關中以三分之一的土地、三成的人口,佔有了六成的財富。「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由於巨富的商賈太多,有車一百乘、有船一千丈的,才能稱得上是大商賈。

於是,因打仗而財政吃緊的漢武帝,祭出了他的第一大法寶:徵收工商稅。

公元前129年,漢武帝下令「初算商車」,向商賈徵收「車船稅」,規定:「商賈人軺車兩算,船五丈以上一算」,一輛車要納稅240錢,一條五丈以上的船要納稅120錢。車和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運輸工具,漢武帝的這則稅令可以說是盯准了商貿活動的死穴。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下令「初算緡錢」,這是一則資產稅,是對商賈積存的現錢徵稅,規定:商人財產每兩緡一算(2000錢納稅120錢,稅率6% ),手工業者財產每四緡一算(4000錢納稅120錢,稅率3%)。後來為了打擊隱匿財產不報以及報而不實者,漢武帝又頒布「告緡令」,要求商人們申報資產,並鼓勵舉報虛假申報者。

一經查實,弄虛作假者將被沒收全部錢財,併罰戍邊一年;而舉報者將能獲得所沒收錢財的一半。

除此之外,漢武帝還下令對馬、牛、羊徵稅,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徵收屠宰稅。

自古以來,鹽與鐵都是最重要的民生行業,西漢弛山澤之禁,並未實行鹽鐵官營。所以在當時的諸多行業中,以鹽鐵商人為最富,他們積財逾萬萬錢,個個富可敵國。如果實行鹽鐵官營,這些鹽鐵商人的財富,就應當全部是國家的收入。

公元前117年,漢武帝終於要對這塊肥肉下口了,他祭出第二大法寶:鹽鐵收歸官營。

在理財大師桑弘羊的籌劃下,漢武帝下令設立鹽鐵丞,並任命當時著名的鹽商和鐵商擔當首任鹽鐵官,將鹽鐵的生產和銷售牢牢掌控在官府手中,鹽鐵之利盡歸國有。當時,除了鹽鐵之外,漢武帝還實行了酒類專賣的酒榷制度,酒利也被官府所獨佔。

這三項民生用品的官營讓漢武帝相當得意,他曾高興地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我還沒有增加賦稅,國家的用度就已經很充足了。

漢朝初年由於經濟凋敝,朝廷對鑄錢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諸侯郡國紛紛自行鑄幣。隨著漢武帝開徵工商稅、實行鹽鐵官營,各地私自濫鑄錢幣對於財政和經濟的衝擊越來越大。

於是,漢武帝祭出他的第三大法寶:收回錢幣鑄造權。

公元前115年,漢武帝下令禁止郡國和民間鑄錢,指定上林三官為唯一的鑄幣機構,以其鐘官、技巧、辨銅三官分別負責鑄幣過程中的鼓鑄、刻範和原料,以所鑄新幣為國家的唯一通行貨幣,廢除過去所鑄的一切錢幣,並下令盜鑄金錢者處死罪。

收回錢幣鑄造權後,漢武帝終於贏得了與商人和地方諸侯之間的財富之爭,解了財政上的後顧之憂,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卓有成效的軍事行動,強悍的匈奴被漢軍趕到漠北,漢朝迎來極盛。值得一提的是,漢武帝最初所鑄的新幣是三銖錢,又經過三次改革後,最終確定的便是大名鼎鼎的五銖錢,並一直流通到700年後的隋朝。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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