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開始推行變法時，他是參知政事（副宰相），那時是熙寧二年（1069）。一年後，他升任宰相，48歲。而蘇軾是32歲，正在中央管理政府文件 [1]。兩人也是在壯年階段，十六年的差別，會造成很大的不同。不管是政治見解，人生體驗，都可以是南轅北轍的。更何況，那時候兩人都未曾經歷過真正的政治打擊，對世情，政情皆從非常自我的角度來作判斷。
十五年後，元豐七年（1084），這個差別就不再那麼重要了。他們倆都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打擊：一個是被同黨出賣過，兩度罷相，老來喪子的退休宰相；一個是被皇帝出賣了，九死一生，貶徙窮鄉的閒置犯官。就是這樣的年紀和際遇，已足夠讓他們知道，求同存異的重要。一個不再執拗，一個不再自傲，更能聽得到，聽得懂對方的說話。在江寧這個歷史名城中，他們再次相遇。
（三）蘇軾與王安石的相知
蘇軾和王安石達成諒解時，是元豐七年（1084， 蘇軾47歲，王安石63歲），地點是江寧（今日南京）。江寧之會是一則歷史佳話，也是一個歷史謎團。
據蘇軾的書信所言，他們倆在江寧只是遊山玩水，談詩論佛 [2]。其他方面兩人可能仍有分歧，詩詞佛理則可以各抒己見，無所謂對錯，也就成為了兩人的共同語言。真的只是這麼簡單，足足一個月，就只是談了這些？
原來，早在蘇軾與王安石見面之前，蘇軾收到「新黨」成員李琮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王安石十分讚賞蘇軾一篇《勝相院經藏記》，蘇軾回信自謙一番，並希望李琮轉告秦少游去跟王安石見個面 [3]。這明顯是王安石向蘇軾釋出的一個訊號；大家仍是有共同話題可以談談的。蘇軾亦心領神會；不然，當他得到神宗赦罪後，怎會貿然去見從前的政敵？若事前没有某種默契，那不是自討沒趣嗎？又，王安石為甚麼要放出這樣的訊息？
朱剛先生有如下的解釋：
「由此看來，王、蘇之間恐怕不是一般的和解，令人懷疑那已經不是撇開政治態度的詩酒之交，而是在政治上也已經獲得某種程度的互相諒解。」[4]
確實，蘇軾跟王安石告別之後，在江寧一帶尋找置業機會，但未有所獲。他仍是回信給王安石，表達了自己希望能與他成為鄰居，這樣就可以經常往來請教 [5]。除此之外，兩人也有詩歌答和，其中有句曰：「從君已覺十年遲」[6]。這一句詩的含意就是：早在十年前，能夠和宰相大人你合作的話，會有多好！十年前是甚麼時候？大約是熙寧七、八年間，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之後，再次回朝的那一段時期。這個時期有甚麼特別，以致到蘇軾想時光倒流回到那時？
或者我們可以如此推測：在江寧相會時，王安石向蘇軾透露了某些他想在十年前實行的計劃，在這些計劃中，他是預留了一個位置給蘇軾。真是如此的話，代表着王安石當年已經有同「舊黨」和解的打算！
後來，蘇軾的另一篇文字中也透露了類似的訊息：
「⋯⋯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7]
蘇軾何以和何時得知王安石「亦自悔恨」，「欲稍自改」呢？唯一的機會就是在江寧。同時，他把王安石第二次罷相，說成完全是因為呂惠卿不想見到他「轉軚」，從中作梗而造成的，這不是說明王安石當時的意圖了嗎？王安石要起用「舊黨」中人。
王安石一定已經發覺到「新黨」班底實在不堪交託重任，不能繼續合作。他們跟已經離朝的「舊黨」精英們實在無法相提並論。不要忘記，那些因為反對新法而去職或被貶的官員中，很多都與王安石有過交流，他們的功夫底子有多深厚，他是知道的。没有了「舊黨」那些精英的支持，想把新法修改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若不讓新法有所改變，「舊黨」亦不會支持他，就是這樣的打算，可能會損害呂惠卿等人的既得利益，還會損害到神宗的威信。
迎回「舊黨」等人，表明當初把他們趕走的決定是錯誤得。以當時神宗的年紀，未必可以接受這種退讓。故此，在王安石致仕之後，他仍親自推行新政多年，主導權不再交給宰相，改由他自己發施號令，直接指揮。但是，在他人生最後的一段時間，好像開始了解到王安石的想法是對的。正如神宗給蘇軾的官書中所說「人材實難，不忍卒棄」。換句話說，朝中充斥着的都是一些質素不高的官員，他才會有釋放蘇軾等「舊黨」成員的舉動。可能在元豐七年左右，神宗準備好了來一次朝政大改造。只是天意弄人，他未及一試便駕崩了。還有，神宗死後，哲宗繼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召回「舊黨」，遂一罷廢新法，打着的旗號就是「以母改子」。亦即是，神宗早有改變新政的打算，如今由他的母親來代他執行而已。至於是否真的像司馬光那樣極端，要把新政全盤否定，則作別論。
還有，蘇軾跟王安石見面之後的一些舉動，也可作為佐證。
首先，蘇軾是元豐七年四月離開黃州前往汝州的，期間磨蹭磨蹭，遊山玩水，還在江寧逗留了一個月，到得渡過淮河時已近歲晚了，那時候他才上表中央要求在常州定居。他似乎是有所等待。當然，他不會是（也不敢）等待神宗的死訊！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可能已收到風聲，神宗將對朝政有大動作，所以才逗留在朝廷消息流通較快的地區。
見過王安石之後，他寫信給也是反對新法的滕達道，讓他去見見王安禮，還說：「餘非面莫能盡」 [8]。甚麼事不能在信中詳談，而要「面談」那麼神秘呢？早在蘇軾離開黃州之前，他已給王安禮寫過信，約他見面，仍是那一句：「甚有事欲面話」。由此可知，王安禮是蘇王二人，甚至是「新」「舊」兩黨的聯絡人。比王安石年青十多歲的王安禮本來是不贊成兄長的新法的。不過，政治分歧只是一時間，血濃於水卻是一生一世的。没有其他人比他更適合這個任務了。要他聯絡的事大有可能就是朝中的重要政策改變。
憑着以上種種蛛絲馬跡，朱剛先生有關江寧之會的推論便很有說服力了。蘇王二人的再遇確實是一種政治上的和解。江寧之會可能就是王安石向蘇軾耳提面授，縱論分析當下的政局形勢，甚至建議他如何作好準備。
結語
曾幾何時，有中國歷史學家把一部中國通史看成是「儒法鬥爭史」，把歷史人物歸入「儒」、「法」兩大陣營之中，再加以批判。王安石被歸入「法家」，蘇軾則是「儒家」。這種分類方法不單不合乎史實，也把這兩家學說看得太簡單了。相反，把「新舊」黨爭（當然包括王安石和蘇軾的矛盾）看作是南方與北方，地主與商賈間的利益衝突，這就把範圍定得太小了 [9]。
蘇王二人本來有很多共通點：大家都是關心民間疾苦，忠心朝廷；大家也在仕途的早前階段便已發現國家在繁榮安穏的背後，隱藏着嚴重的問題；為此，大家也曾向皇帝上書求變，陳述了救國的宏圖大計 [10]。
然而，二人也有着深刻的分歧。王安石相信人定勝天，比較缺乏同理心，蘇洵批評他不近人情是對的。他經常堅持着一個宏大理論（grand theory），重視同質性（homogeneity）。蘇軾批評他「好使人同己」也是對的。王安石所堅持的理論，就是經他苦心硏究過的儒家經典，當時被稱之為「新學」或「王學」的一個體系。憑藉着這個信念，他的行事作風就是：大丈夫做大事不拘小節。可是也容易變成不擇手段 [11]。兩者只是同一個銅板的兩面。
蘇東坡是一個活潑調皮的人，不會一本通書讀到老，他支持並鼓勵多樣性（heterogeneity）。他的處事風格是「因時制宜」，就如他的文章一樣：「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摸着石頭過河，無統一的理論作指導。不管是「新法」，還是「舊法」，只要是對國計民生有利的，便要「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12]，所以他反對「舊黨」盡罷「新政」，亦因此被後人指摘為「騎牆派」，兩面不討好。
注釋
[1] 全個職位的名稱是：「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要完全解釋這個官銜的意義，並非此文所能及。
[2] 蘇軾《與王荆公二首》。
[3] 蘇軾《答李琮書》。
[4] 朱剛《蘇軾十講》頁229 。
[5] 蘇軾《與王荆公二首》之二。
[6] 蘇軾《次荆公韵四絕》之三，全詩云：「騎驢渺渺入荒岐，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徑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7] 蘇軾《司馬温公行狀》。
[8] 蘇軾《與滕達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八 。
[9] 劉子健（2022）《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香港：中和出版社有限公司。
[10] 王安石向仁宗上書； 蘇軾向神宗上書。
[11] 蘇軾《答張文潛縣丞書》。
[12] 蘇軾《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之二。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Unlike 蘇東坡系列——蘇軾與王安石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