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只要讀一讀以下這段文字，便可以知道朱熹對蘇東坡的人格修養是極之不滿的：
「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王安石）之下也哉 ⋯⋯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而漠然不知禮義廉耻之爲何物⋯⋯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1]
「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此罪何其大哉！「不知禮義廉耻之為何物」此行何其敗哉！這還不夠，朱熹又罵蘇東坡比起令大宋失去半壁江山的王安石更是不堪，與大奸臣蔡京是同一族類，連他的門人也盡是無耻之徒。朱熹對蘇東坡人格的否定可說是言盡於此的了。
不過，人總是有矛盾的，連一代大儒也不例外。
朱子又說：「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孔融）、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2] ；「東坡老人英秀後雕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尚可想見也」[3]。
是怎麼回事？之前說蘇東坡傷風敗德，現在稱讚他堅守氣節，還渴望能見他一面。有如此大的落差，全因為朱熹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對蘇東坡有不同的看法。
二．隔岸觀火
蘇軾一生仕途，半世犯官，但好歹也是個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在中央和地方上供職過很長的一段日子。官場裏的明爭暗鬥，他身受其害。而長時間都當閒散小官和只做過四十多天中央官員的朱熹，只能隔岸觀火，不會感受得到蘇軾的人生窘境。常言道：「針不紥肉不知痛」，朱熹的那一針來得挺晚。當他年過六十，才對蘇東坡的看法有明顯的轉變。
蘇詞曰：「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4]。蘇軾何嘗不想致君堯舜上？但要他改變自己的所學來迎合潮流，那就是失節，君子所不為也。儘管不是每一個人也贊同蘇軾的處世態度和政治主張，但少有否定他的立朝大節的，連他的政敵也稱許他為人正派[5]。朱熹則咬牙切齒地批評蘇軾是個「騎牆派」：
「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王安石）。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朱熹認為蘇軾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搖擺不停，看風駛𢃇，是個機會主義者。朱熹有這種想法並不奇怪，時至近代，仍有學者指摘蘇軾經常「轉軚」[6]。然而，一直堅持立朝大節的他，每次轉軚後，駛向的不是飛黃騰達的康莊大道，而是三面受敵的死胡同。這樣的一個投機派，真是失敗之至！
蘇軾可不是個笨蛋！若他真的是看風駛𢃇，怎會搞不好刮的是甚麼風？從他在黃州貶所時寫給舊同僚的書信中，看得出他對政治風向是十分着意的。為何在元祐時身處政治風暴中，他竟會掉以輕心，再次觸礁？全因為蘇軾不想「變志易守以求進取」，才會作出不合時宜的抉擇。[7]
不過，蘇軾的確也有改變。他由完全反對新法，變成「較量利害，參用所長」，肯定了新法的某些好處。但他的「志」卻没有變——考量的重點仍是為國為民。蘇軾曾作過如此反省：「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8]。他自認當初對新法的批評的確有不合理的地方。後來在民間實際考察過後，發覺新法也有利民之處，不應全部廢除。就是這樣，他變成了騎牆派！
朱熹又指摘蘇軾比做騎牆派更重的罪名：勾結小人，爭取相位。
「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范純仁）而以己代之。旣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9]
先來談一談楊畏這個官場「典範」。
楊畏有一個綽號叫「楊三變」。《宋史．楊畏傳》說：「楊畏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張）儀、（蘇）秦縱橫，無以尚之，豈徒有三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取信哲宗，又謂王安石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憚也哉」。[10] 《宋史》是元朝蒙古人修撰的，對楊畏這號人物也看不過眼，大加鞭韃，其劣行可知。
楊畏才是個真真正正的投機主義者。不管那一個得勢，他都可以依附。打從王安石變法開始，他便經常站在「正確」的一方。章惇得勢，馬上向他自白，當年自己曾出力攆走蘇轍，呂大防等人，為章惇開路，自己是「跡在元祐（舊黨），心在熙寧（新黨）」[11]。後來章惇失勢，為了討好蔡京，又把自己那些年彈劾蘇轍的奏章呈上，證明自己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老練沉實的蘇轍也被楊畏利用來作墊腳石，一向以為天下間没有一個不是好人的蘇軾，曾經跟他友好過並不出奇。
不過，兩人的關係在元祐六年（1091， 蘇軾54歲）轉趨惡化。楊畏聯同賈易彈劾蘇軾在浙西一帶救災時誇大災情，邀功納賞，蘇軾被迫上表抗辯，再次要求外調[12]。蘇軾聯同楊畏來爭取相位？不知從何說起？是朱熹道聽途說當以為真，還是純屬個人臆測？不管是那一個原因，年青時的朱熹的確未能設身處地為蘇軾的處境着想過，對他有不少誤解。不幸地，朱熹晚年時遭遇到相同的厄運。
三．身受其害
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33歲，宋孝宗親自接見他，給他一個發表治國之道的機會。可惜，孝宗對這位大儒的內聖外王之學不感興趣，更授他以一個「武學博士」來羞辱他（宋人重文輕武）。之後朱熹對做官也興致缺缺。小官仍是有當的，卻一直以教育和宏道為志業，做官好像只是他的兼職而已。在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日子中，大可就此度過一生，想不到年過花甲，竟捲入了一場政治鬥爭之中——「慶元黨禁」（1195， 朱熹65歲）。跟宋代之前的黨爭不同，「慶元黨禁」根本上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與政見、學術、地域完全無關。權臣韓侂冑為了要獨攬大權而巧立「偽學」之名，把阻礙他的人都扣上這頂帽子，掃地出門。
先是，宋光宗因有精神病，情緒出了問題，無法履行皇帝的職責，大宋王朝面臨一場管治危機。趙汝愚（宗室）和韓侂冑（外戚）合力把心不甘，情不願的趙擴（宋寧宗）推上了皇位，暫時穩住了大局。危機過後，趙為宰相、韓則仍舊是一個閤門官[13]，未得到一點好處。於是兩人關係便出現了裂㾗。趙汝愚是個「忠有餘而智不足」的宰執[14]，作為宋朝宗室，他應該更有實力掌控局面，但韓侂冑反而利用他的這個身份來誣陷他覬覦皇位。連謀朝篡位的罪名也用上了，已不是一般的政黨之爭！
命運安排，趙汝愚引薦了朱熹為侍讀，在寧宗身邊教導他天理人道。那時候的朱熹已是學術泰斗，享負盛名，就算不是他的弟子，也景仰他的人格。對於韓侂冑來說這不是一件好事。趙既然安排了一個「自己人」在皇帝身邊，韓則控制臺諫，利用輿論來予以打擊。於是臺諌官列舉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恭、不謙這六大罪狀，更捏造了一些桃色醜聞來催毀朱熹的一世英名。用不了多久，寧宗解除了朱熹的職務，理由是他超越了侍讀的職權，議論朝政。朱熹只好離開臨安，回歸故里，連趙汝愚也被罷免了。事情並未因此結束，朱、趙二人的支持者仍在吵吵嚷嚷，不肯罷休，韓侂冑索性把理學列為「偽學」，其學者歸入「逆黨」。朱熹窮一生精力所推廣的學術竟會被視為「偽學」，受到禁止，他一定連做夢也没有想到過吧？他的門生故舊，若不肯和朱子學劃清界線的話，全都被貶黜擺免，就是在科舉考試中涉及他的學說，也會名落孫山，他自己更一度有殺身之禍。
經此大變，加上年事已高，朱熹對世事的看法不同了，對蘇東坡的看法也不同了[15]。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朱熹臨終前兩年（慶元四年，68 歲），在病困中仍讀着蘇軾的文集。一日與族中後輩論學，談到漢光武帝的昆陽之戰，他想起了蘇軾寫的《昆陽城賦》，盛讚其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16]，於是他親自提筆把這賦寫下來贈給子姪[17]。原來當年朱熹的父親（在朱熹13歲時病逝）亦曾親書此賦給他作為勉勵，撫今追昔，令他泫然流涕，不能自已[18]。
朱熹一直以來給人一個板着臉說教，道貌岸然的嚴肅形象，原來他也有感性的一面。他一生都在探究如何存天理滅人欲，管控性情。但是，不講人情的天理，難道不會顯得太冷冰冰了嗎？幸好，朱熹不是一個冷冰冰的人，他對蘇軾的又愛又恨，矛盾重重，令他更接地氣，更加可親。
四．結語
王國維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屈子（屈原）、淵明（陶潛）、子美（杜甫）、子瞻（蘇軾）者。此四子者苟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19]
我們先把「偉大」擱在一邊，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風流人物的生平事跡遭到扭曲改寫，就是為了要保住這塊招牌！「高尚」這一面鏡子卻不能不用，它可以用來比照作者與其作品。我們相信，那些時時刻刻也在計較得失，暗算別人者不可能有蘇軾那樣的奇思妙想，寫得出「此心安處是吾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等等意境高逸的佳作。同樣地，那些日日夜夜也在求官覓貴，汲汲營營者，也不可能推演出一套如朱熹的「格物致知」、「居敬窮理」，層層相扣的思想體系來。所以由蘇軾的作品、朱熹的學說中，我們看得到他們的高尚情操。
朱熹是一個學者卻不失文創之心，蘇軾是一個詩人而心懷儒家精神[20]。當年蘇軾從海南島返回中土時感慨地寫道：「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21] 仍是一副不知悔過，堅持自我的風骨；在上窮碧落下黃泉之後，朱熹仍未能參透天理大道，不覺惋喟：「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22] 堅持不管要用多少時間，天地之真理一定會被人參透的。他們倆雖然是兩種不同個性的人，但也有其相同之處：他們都有着一身硬骨頭、一副熱心腸、充滿矛盾的內心、不停反思的腦袋、恪守氣節的韌力。還有，滿肚子的不合時宜。
注釋
[1] 朱熹《答汪尚書》。
[2] 朱熹《朱子語類》，論語十七． 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3] 朱熹《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4] 蘇軾《千秋歲，次韻少游》。
[5] 例如曾經是朔黨中堅分子的劉安世就稱讚蘇軾：「立朝大節極可觀⋯⋯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也。」（見《元城語錄》）。。
[6] 研究蘇軾的大家之一曾棗莊先生有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為蘇軾平反，值得一讀。見曾棗莊（2017）《三蘇帶我走進宋代，曾棗莊三蘇研究叢刊自序》，巴蜀書社
[7] 蘇軾《與滕達道書．八》。
[8] 同上
[9] 朱熹《答程允夫》。
[10] 《宋史》本傳：「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跡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公開路者也。』」
[11] 同上 。
[12] 蘇軾《乞外補回避賈易札子》：「而（賈）易扇搖台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
[13] 在宋代「閤門官」的職位不算很高，但他是內廷與外廷聯繫的中樞部門。韓就是利用這個方便來上下其手，把持朝政的。
[14] 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三．趙汝愚擁立寧宗論》。
[15] 楊松冀（2018）《崇蘇熱中的冷批評：朱熹蘇軾論的文化學考察》，《中國蘇軾研究》， 第九輯，頁257-275 。
[16] 公元23年，劉秀以八千人，在昆陽大敗王莽軍四十二萬，史稱「昆陽之戰」，之後劉秀建立東漢王朝。蘇軾在憑弔古戰場後，寫下了《昆陽城賦》。
[17] 朱熹也是書法家，見前文《"Unlike" 蘇東坡系列之4：蘇軾與朱熹之一：藝文》：https://www.mychistory.com/d001/d0017/unlike-蘇東坡系列-蘇軾與朱熹之一：藝文
[18] 朱熹《跋韋齋書昆陽賦》。
[19] 王國維《文學小言》。
[20] 張毅（1995）《蘇軾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較》，文化遺產，第四期，頁55-62。
[21] 蘇軾《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22] 朱熹《鵝湖寺和陸子壽》。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Unlike" 蘇東坡系列——蘇軾與朱熹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