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轉折點，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轉折點，甚至是中國文化長河其中一個重要分水嶺。 表面上這件案是因蘇軾誹謗新政而起，「新黨」趁機設計了一場文字獄，想置他於死地 [1] 。而宋神宗愛才，不忍殺之，給他一條生路，貶到黃州去當個閑官了事 。
當中的實情可要複雜得多。我們先來看看烏臺詩案的時序 ，從中可以看出神宗在處理這案件時的窘態 [2]：
元豐二年（1079）四月：蘇軾調任湖州知州，按例給神宗上表謝恩。
在謝表中蘇軾寫了些怨懟之詞： 「知其（蘇軾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3] 。這等於說新政是多餘的事，而且由一些政壇菜鳥負責。就是這一封謝表觸動了「新黨」的脆弱神經，非要整治一下蘇軾不可。
七月： 御史臺的舒亶，何正臣[4]，李定上奏彈劾蘇軾，指其「愚弄朝庭，妄自尊大」，「譏切時事，指斥乘輿（皇帝）」，「銜怨懷怒，恣行醜詆」[5] 。
三個人同一時間上奏，提出的罪名又各有所指，互相配合。 舒亶暗示神宗，蘇軾對新政的批評其實是對神宗的批評，是大不敬。何正臣指控蘇軾將天下間發生的天災人禍都歸咎於新政，是蓄意誹謗。李定則盡力醜化蘇軾，把他描繪成一個不學無術的無恥之徒。這樣慎密的分工，可見御史臺早已被「新黨」控制，只要神宗一下旨，便有蘇軾好受的了。
謝表是四月上奏的，從湖州到京城，用不着三個月吧[6]？為何過了這麼久才彈劾這封謝表？
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利用這段時間，找可以治蘇軾更重罪名的證據。謝表只不過是個引子而已。更重要的證據就是《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下稱《錢塘集》）。後來御史臺交出的結案供狀中 ，已不再把謝表作為主要證據，而是集中挑剔收在《錢塘集》內的詩文。當然，這是後話。
七月二十八日：朝庭選派了皇甫遵出發到湖州去拘捕蘇軾。
過了二十多天才派人去執法？是很難找到合適人選執行這任務？還是神宗一時間決定不了應否立案？如果是前者，很可能是大部分合資格承擔這任務的人也意識到，這次行動會弄出人命。誰也不想背負殺害一代文豪的惡名；如果是後者，神宗在猶豫些甚麼？又是甚麼原因，最後令他下定決心立案？
八月十八日：皇甫遵把蘇軾押到御史臺，開始進行審問。
八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御史臺呈上五份審問紀錄，引用了五十多首詩文，涉及三十多人 [7] 。
「新黨」求證心切，必定使用了非常手段來充實這些審問紀錄。蘇軾在寫給弟弟的絕命詩序言中說「獄吏稍見侵」，這個「稍」字真的是可圈可點 [8]。據當時也在御史臺獄中的蘇頌形容，他聽到的審問情況是「詬辱通宵不忍聞」[9] 。竟然「詬辱」到「不忍聞」的程度，負責審問的官員必定是很凶，還要通宵進行疲勞轟炸。至於他們有没有對蘇軾用刑，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這段審問期間，御史臺對蘇軾的控罪又再升級；「訕謗朝政」和「指斥乘輿」已變成了次要的罪名，他們加控蘇軾促意巴結當朝駙馬王詵。控宋律，朝庭官員不得同皇室貴冑過從太密。御史臺也真的不賴，竟然找到兩人十多年前交換禮物，錢銀瓜葛的詳情 。 這就是他們「詬辱通宵」的收獲吧！
十一月：御史臺呈上結案具狀 。
從這份文件中可以歸納出御史臺指控蘇軾所犯的罪行有： 與王詵的各種瓜葛；譏諷新法不便；譏諷朝廷用人不當（簡接指責蘇軾對皇帝不敬）；譏諷小人當道（侮辱在朝官員）。御史臺稱蘇軾看過供狀「別無翻異」，即是說蘇軾認了罪 ！御史臺建議的刑罸是「杖八十，徒一年」。不要少看這杖八十，它足可以令蘇軾死於棍杖之下。
幸好宋朝司法制度是「鞫（審）讞（判）分司」的。御史臺只負責審問搜證的部分，而按律判刑是由大理寺負責的。
十二月：大理寺作出判刑。
出乎意料，大理寺認為蘇軾雖然有罪，但適逢曹太皇太后（仁宗妻子，神宗名義上的祖母）病危，大赦天下祈福，所以判蘇軾「會赦當原」。
御史臺當然反對這樣的判決。儘管案件已交大理寺，仍上書質問「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至少也要「特行廢絕」[10] 。
十二月：案件交到負責覆核的司法機構—審刑院，作最終判決。審刑院的裁決與大理寺相同，判蘇軾「原免釋放」，即是官復原位，無罪釋放。
為甚麽蘇軾最後仍是被貶黃州？
全因為神宗行使了他那至高無上的皇權，否決了大理寺和審刑院對蘇軾的最後判決，硬要剝奪蘇軾的所有官銜，「責受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11] 。
烏臺詩案是一次詔獄 ，詔獄跟一般訟獄不同，是由皇帝親自下旨立案，特選官員辦理，但又不一定由司法部門中選人去執行[12] 。所以，若無神宗首肯，「新黨」就是說盡萬語千言，寫秃健筆千支，也動不了蘇軾。 但是，若果神宗不肯立案，那等於說他不信任「新黨」所掌控的御史臺，到時「新黨」必定會使出他們的殺手鐧—要求外調或請辭。這是神宗最不想看到的，尤其是在這骨節眼的時候。
當初，神宗為了推行新政，力保王安石，撤換了那些彈劾他的官員，觸發了一輪引退潮，導致司馬光，蘇軾等人離開了中央。如今，王安石引退了，朝中無人能寄以重任，如果召回司馬光，蘇軾等人，那等於說神宗接受了新政的失敗！不巧的是，新政的推行又真的遇到瓶頸。
烏臺詩案發生的時候，新政已經推行了十年 。在王安石領導下，新政的確是略有所成，至少是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可惜，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不少。元豐時期，新政激化了社會予盾 。另一方面，朝中的黨爭没有因為「舊黨」外調而消失，只是由兩黨之爭，再加上了一黨內部之爭。當王安石自己也成了黨爭的犧牲品之後，新政就變成了一面幌子，被一班爭權奪位，斂財邀功，互相盤算的「新進」所利用[13] 。結果，國家和人民損耗了，增加了的財利也補賞不了有形的和無形的損失。不再是熱血少年的神宗（當時已年過三十），不可能不知道眼前的困境，並細察思量新政將要如何繼續下去。更重要的是： 還可以繼續下去嗎？
「新黨」必定也會擔心，一旦神宗對新政有所動搖，自己的官位權力便會不保，「舊黨」回朝只是時間問題。所以，正好利用這次機會，試探一下神宗對繼續推行新政的決心。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神宗好像當初支持王安石那樣的支持「新黨」，他們又何惧其他人的訕謗？王安石在位時，對他的指責可少嗎？ 「新黨」根本對自己和神宗缺乏信心。另外，此時的蘇軾已是文壇領袖，追隨者衆，影響力大。若能扳倒他，既可殺一儆百，更可昭告天下，皇帝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没有了王安石的「新黨」正需要藉此一壯聲勢。
可憐神宗正處於「有心無材」的困境。多年後，蘇軾曾說：「三人（指御史臺的人）執奏不已」[14] 。說明他們是一再上奏，迫逼神宗作出抉擇！ 在迫於無奈之下神宗只好下旨拘查蘇軾。 事實上，神宗對蘇軾，還有那些反對新政的官員已經没轍了。他那至高無上的皇權，不能把他們團結到自己身邊為自己效力，也不能讓他們少製造噪音，他只好訴之於政治暴力。福柯（Foucault）說，當暴力被使用時，就是權力失效的時候。烏臺詩案的最後判決，正好揭示了神宗的無力與無奈。
把時間往後推到元豐七年（1084）。蘇軾被貶黃州四年之後，神宗傳下御扎：「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把蘇軾從黃州釋放出來。這時候，烏臺詩案才算正式結束。
看來神宗仍是想對新政作出改變，更可能是重大的改變，只是「人材實難」，才未有行動。由此觀之，神宗當年是為了向「新黨」有所交代，才把一個難得的人材置罪。當朝政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候了，神宗再一次向現實低頭，向「舊黨」示好。這麽一來，烏臺詩案只不過把「新黨」所擔心的結局，推遲了幾年發生而已。
雖然神宗做不到「聖主」，但他的這個無奈的決定，卻給了蘇軾四年優哉游哉的歲月，讓他的才華開花結果。蘇軾大部分最優秀的詩、詞、文、賦、書、畫也是在黃州創作的。與此同時，蘇軾亦開始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對儒釋道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融滙。
從此，世上便多了一個「蘇東坡」。
註釋
[1] 所謂新黨，舊黨的二分法是很籠統的。隨着時間的推移，不論是「新黨」或是「舊黨」的成員，亦有所改變。而新黨之中的黨員支持「新黨」還是支持「新政」，也不能一概而論。同樣地，舊黨中的黨員有些是反對新黨而不反對新政的。為了行文方便，才用這個二分法。
[2] 以下時序是根據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的記載整理而成的。
[3] 蘇軾《湖州謝上表》。
[4] 原文為何大正，有誤。見朱剛《蘇軾十講》。
[5] 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何正臣，舒亶，李定扎子。這書中所收集的都是官府卷宗，所載詳細。連受審的紀錄也可以拿來出版賺錢的，可見蘇軾的知名度，不下於現代的celebrative。
[6] 蘇軾《次韵子由除日見寄》中提到：「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蘇軾在鳳翔作此詩，寄給在汴京的子由只需十日。
[7] 經御史臺審查過的詩文一定不只此數，最後受罸的官員也不限於供狀中所記錄的人。
[8] 蘇軾《予以事系御史台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
[9] 蘇軾與蘇頌没有親戚關係，後者是因為處理陳世儒殺母案不當被御史臺調查。
[10] 李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
[11] 同上。「安置」即是押送某地，監視居住，具有處罰性質。
[12] 《宋史》．卷二百，志一百五十三，刑法 二記載，神宗一朝所立之詔獄特別多，處刑特別嚴酷，追官落職只是小懲大戒，凌遲腰斬者皆有之。蘇軾身陷這一次詔獄之中，的確是命懸一線。
[13] 曾棗莊《蘇軾評傳》。
[14] 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本系列文章部份原稿曾於《雪泥鴻爪》雜誌（國際刊號：0252-0575），現為增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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