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與文化紀錄的傳承，連線不斷，萬古江河不廢流，無疑是世界文化重要的一脈。作為中國歷代正史（二十四史）的開篇，紀傳體鼻祖的《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貫通古今的通史。由西漢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所撰寫，全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多字，不僅承載了上訖黃帝，下至漢武，約三千年的歷史演變，更是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精神的體現。此創作於兩千年前的鉅著，並無隨著時間流逝而塵封故紙堆中，相反，在資訊爆炸的當代社會，《史記》所蘊含的史學精神、文學智慧與人文關懷，依然對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價值判斷乃至文化認同，產生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後世對《史記》的研究跨越兩千多年，隨著時代思潮與學術方法的不斷演進，研究方向也不斷變化。早期主要是對《史記》作校對，並開始關注《史記》的微言大義，當中又以南朝至唐朝期間所撰的「《史記》三家注」（裴駰《史記集解》、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為後世最重要的基礎《史記》考據文獻。宋代以後，學者繼續對《史記》作考據，並在考據學興起的清代達至顛峰，而《史記》的文學價值亦由宋代開始獲得關注。
時至今日，對《史記》的研究更是進入了百花齊放的多元化時代。學者們不再局限於傳統的文字訓詁與史實考證，而是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跨學科領域。從王國維首創的「二重證據法」，以考古發現印證文獻記載，確立了《史記》作為信史的科學地位；又從梁啟超從「新史學」角度論《史記》，探索《史記》作為古代史書，其「通史」及「民本思想」等特點仍適用於當代社會；到魯迅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精準概括其文學成就；再到李長之從心理學角度剖析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可見近現代對《史記》的研究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亦見《史記》直到如今仍具備研究價值。在史學價值層面，《史記》開創史學傳統，中國歷代史學著作論述，大多皆承繼於此。對比上古史書如《尚書》《詩經》《戰國策》，無論是著書體例、時間跨度及題材，《史記》都可謂是集百家之大成；《史記》以後，大多史書都囿於紀傳體體例撰寫，拘泥於史書之考證，可見《史記》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此外，司馬遷將歷史視野擴展至社會各個階層，從帝王將相到游俠商人，從漢人到邊疆民族，這種由下而上的微觀歷史，在近現代西方史學的引入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才成為學術潮流，愈發顯現其前瞻性。國學大師梁啟超認為，《史記》的社會性，比起其他史學作品服務於帝王家譜，更能激發國民對民權的認知，是教化國民、開化民智的良書。
從文化認同角度而言，《史記》作為第一本從黃帝撰述至當下的史書，當我們要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要到何處去」的時候，《史記》正能對此作出解答。在清末民初西學思潮衝擊的時代，知識分子開始探究晚清衰落、西方強大的緣由，《史記》自然亦受到批判。錢穆則在《國史大綱》中反覆引用《史記》，他認為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胸懷，為後世確立了一種貫通歷史與文化的宏大敘事框架，這種框架至今仍是中國人理解自身傳統的基本方式；而梁啟超則認為近代史學力求「進步」，首先要確保真實的史料，其次要將歷史服務於整個社會，《史記》所秉持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通史精神，絕對符合梁啟超對近代史學的要求，因此他也對《史記》有高度評價；余英時在探討中國知識分子史時，多次回歸《史記》中的〈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等篇章，探討其中所彰顯的「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道尊於勢」的傳統，這種精神氣質在現代社會依然影響著知識群體的價值取向。
這些知識分子的論述，從不同側面印證了《史記》作為文化基因的傳承者，如何在漫長歷史中持續參與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建構，使這部經典成為連接古今、維繫文化認同的不朽紐帶，更是建構家國認同的根本。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何漢權校長
原刊於2026年3月《知識雜誌》，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