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的「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兼讀課程,由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前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趙令揚教授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籌辦成立。學員在兩年學習期間,需進行獨立研究,撰寫畢業論文。畢業同學十分珍惜他們在研究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自發地把他們提交的畢業論文撮要結集,出版成《根本集》。其後,星島日報為此特闢專欄,亦以「根本集」為名,每月一篇,由課程同學或歷史研習者輪替執筆,成果匯篇成書,至今已出版 7 集。7 本結集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愛好、對學術的熱誠、對推動國史研究的承擔,和對修讀課程期間學習經歷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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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魯昂到香港:喇沙雕像中的教育傳承

從魯昂到香港:喇沙雕像中的教育傳承

若在法國旅遊,漫步巴黎,或走訪法國北方古城魯昂(Rouen),常會在教堂外牆或廣場一隅遇見人物雕像,它們靜靜承載着文化與歷史。其中有些人物或似曾相識——那是聖若翰喇沙(Jean-Baptiste de La Salle)。在巴黎第六區的聖敍爾比斯教堂(église Saint-Sulpice)內,喇沙雕像旁有一立一坐的孩童求學,呈現教學場景;魯昂的聖克萊芒廣場(Place Saint-Clément)也有相似雕像。此外,以香檳酒聞名於世的蘭斯(Reims)亦可見其身影。對於在香港讀過喇沙會學校的人,這種相遇或帶來一種熟悉感。

喇沙雕像形象多樣,若強調其教育精神,往往會於身旁配以一至兩名學生,呈現親切的教師形象。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於1904年設置由意大利雕塑家 Cesare Aureli 設計的喇沙雕像,身旁亦有兩名站著求學的學生,屬其1900年封聖後的典型形象。

在九龍喇沙書院正門,也矗立聖若翰喇沙像:他手持書卷,身旁一站一坐兩名學生,構成生動教學場景。這個雕像與魯昂的極為相似,並非偶然,而有清晰歷史來源。魯昂雕像由十九世紀法國雕塑家 Alexandre Falguière 與建築師 Édouard Deperthes 設計,1875年原置於 Place Saint-Sever,1887年遷至聖克萊芒廣場。Falguière 為法國學院派雕塑代表人物,風格寫實而富動感,代表作包括《鬥雞勝利者》與《聖泰西修》。他並未將喇沙塑造成遙不可及的聖者,而是呈現一位與兩名學生互動的教師。此風格啟發了 Aureli 在二十九年後的梵蒂岡作品。

據英國殖民地部檔案,1922年港督司徒拔與署理港督施勳指出,喇沙書院將設置由法國製作的喇沙雕像,即 Falguière 原作的仿製像,風格與巴黎及魯昂的相若;聖若瑟書院內的彩色雕像亦承此傳統。香港與法國的喇沙像源自同一藝術原型,實乃教育理念的延續。

聖若翰喇沙(1651–1719)生於蘭斯,放棄優裕生活。當時教育仍局限於貴族階層之際,他卻致力推動平民教育。與教師共同研究教學,創立學校及修士團體,提倡以學生為本,強調紀律與關懷,並重視教師培訓與課堂制度,使教育由個人傳授轉向制度化發展。

這一精神由其創立的基督學校修士會(天主教喇沙會)延續。1875年來自法國與愛爾蘭的六位修士由馬賽乘Hougli號輪船來港辦學,接辦並發展聖若瑟書院。至今,喇沙會在港設有多所學校,學生來自不同階層與種族,維持開放多元的收生背景。仍採政府津貼模式,貫徹其教育理念。

魯昂與香港雕像還有一個共通點:皆曾在戰亂或變遷中面臨遷移。魯昂雕像因城市發展遷移,並在二戰期間險遭納粹德軍熔毀;喇沙書院亦於戰時被徵用,但因雕像材質為大理石而免於被日軍熔毀,日後校舍搬遷仍得以重置,象徵教育精神在動盪中延續。

二十世紀初人口上升,因應學童增加,1932年建立喇沙書院。二戰期間,不少喇沙會學校師生及舊生參與香港保衛戰,加入香港防衛軍或支援工作,部分更於黃泥涌峽戰役中犧牲。這段香港歷史鮮為大眾知悉,但從中可見教育不再抽象,而成為承擔與實踐。

香港部分學校設有孔子雕像。孔子提倡「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重視仁愛與品格,與聖約翰喇沙的理念遙相呼應。兩者皆強調師生關係與人格培養,視教育為改良社會的重要途徑。當喇沙與孔子形象並存於香港校園,正體現中西教育的對話與融合。兩位先賢在不同國度和時空,皆放棄財富或官位,堅持在教育前線擔當真善美的傳承者,啟發後學。

香港教育正是在這種交匯中發展:既承繼西方制度的紀律與關懷,亦延續中國文化的仁愛與德行。在這種融合之中,教育不僅傳授知識,更培養品格與胸懷。香港的教育仍具備獨特而深厚的發展潛力,既保持國際學術質素,也培養出誠實、堅毅與具博愛精神的新一代。雕像或許靜默無言,但它們不僅承載藝術之美,更體現一種跨越地域與歷史、歷久彌新的教育理想。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   麥宇翰博士

(本文曾於2026年5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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