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的歷史密碼：唐太宗與四百年胡漢大變局

唐太宗李世民

生卒：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卒（公元598 年1月23日至649年7月10日），享年五十二歲。另一說是生於開皇十八年（599年）享年五十三歲。
在位：公元626年至649年（在位二十三年）
父親：唐國公李淵（其後為唐高祖）
母親：唐國公夫人竇氏（其後為高祖太穆皇后）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著名君主之一，北宋歐陽修、宋祁修撰的正史《新唐書》對唐太宗的評價：「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明太祖朱元璋在祭祀歷代賢君的祝文，對唐太宗有以下贊語：「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

唐太宗有平定天下動亂，創立唐朝之功，虛心納諌，任用賢臣，愛民如子，造就貞觀之治；臣服突厥，開疆西域，被四夷尊為「天可汗」，開展大唐盛世，宜乎受後人稱頌。

然而也有學者認為，唐太宗弒兄殺弟，逼父退位，有篡奪之嫌；親征高麗勞而無功；晚年立儲舉棋不定，是其缺點。朱熹直指：「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不出於人慾也。直以其能假仁假義，以行其私。」他之所以成功只是對手才智低下而已（朱熹《與陳亮書》）。

唐朝皇室自稱出自古代華夏名門望族隴西李氏，遠祖是周朝道家始祖老子李耳，傳至西漢是飛將軍李廣，到東晉十六國時是割據敦煌的西涼國武昭王李暠。但唐初有僧人法琳指稱李唐皇室出自鮮卑拓跋氏，被太宗懲罰下獄；南宋學者朱熹稱李唐皇室「閨門失禮，家法繆戾」，是源自夷狄。近代學者多數認為李唐皇室有胡族血統，特別是母系，如獨孤氏、竇氏（紇豆陵氏所改）皆出自鮮卑。

究竟唐太宗家族是否出自華夏名門？貞觀之治是唐太宗一手創造的嗎？大唐盛世是由於唐太宗的才智而形成的嗎？歷史的疑問，可以從史實中探索。

（一）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開國皇帝高祖李淵第二子，其長兄是李建成，長姊是平陽公主，其後是三弟李元霸（早夭）、四弟李元吉，都是母親竇氏所生，之後有智雲、元景、元昌、元亨、元方、元禮、元嘉、元則、元懿、元軌、元鳳、元慶、元裕、元名、靈夔、元曉、元祥、元嬰等諸弟十八人，都是父親李淵其他妃妾所生。

李淵（公元566年-635年）出身西魏、北周以來掌握軍政實權的顯貴家族：李淵祖父李虎是西魏開國元勳，八柱國之一；父親為隋朝唐國公李昞（一作李昺），母親獨孤氏，是北周元勳重臣柱國獨孤信第四女，獨孤信長女嫁北周明帝宇文毓，第七女獨孤伽羅嫁大將軍楊忠之子楊堅（即隋文帝），因此李淵與隋文帝楊堅之子隋煬帝楊廣，是姨表兄弟。獨孤家族與北周、隋、唐三朝皇室關係密切，這是近代史學家陳寅恪教授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書中所稱的「關隴集團」其中幾個最高將帥級別的家族。

陳寅恪教授所謂的「關隴集團」，是指北魏末年由於北魏朝廷從北方的雲中（今山西省大同市）遷都到中原的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並且全面推行漢化（北魏由鮮卑托跋氏建立，趁前秦苻堅在淝水戰敗，中原大亂，乘機在雲中立國，國號大魏，其後逐漸擊敗、降服中原其他割據政權，統一北方），鮮卑貴族成為世家大族，享有各種權勢、利益，中原世家大族亦享有政治優勢。但留守北方邊疆的六個軍鎮軍官、士兵待遇甚低，生活困苦，經常糧餉不繼。在524年，即北魏遷都洛陽之後三十年，爆發了規模龐大的六鎮兵變。數以萬計的邊疆將士，分成多股，衝向中原，到處攻城掠邑，北魏朝廷窮於應付。

這些六鎮將士成份複雜，有鮮卑、高車（敕勒）等游牧民族，有流放邊疆的漢人、氐、羌等族罪犯、貧民等。他們文化水平不高，但強悍善戰。朝廷徵召在呂梁山區游牧的契胡（可能與羯有關）首領爾朱榮（爾朱是姓）率兵平亂，不少六鎮將士被收編在爾朱氏軍中，其中有胡化漢人高歡、高車人賀拔岳、有匈奴後裔血統的宇文泰等，李淵的祖父李虎、楊堅的父親楊忠、匈奴鮮卑混血的獨孤信等也在其中。

爾朱榮平定動亂有功，而且手握重兵，北魏朝廷受制於爾朱氏。北魏皇帝設局殺死爾朱榮，反被爾朱氏以武力廢殺。爾朱氏囂張跋扈，引起部下將士不滿，高歡脫離爾朱氏，另立軍團，打敗爾朱氏。關中（今西安一帶）隴西（今甘肅省東部天水市一帶）地方叛亂，賀跋岳率兵征討。但賀跋岳在征戰隴西時遇刺身亡，軍中不安，宇文泰趕赴隴西，接管軍團。於是北魏軍隊分為兩大軍團：控制洛陽、鄴城及河北、晉陽（今山西太原）一帶的高歡軍團，及控制關中、隴西的宇文泰軍團。

北魏孝武帝不甘受制於高歡，534年，暗中聯絡宇文泰，帶領一些皇族及禁衛投奔關中，宣布遷都長安；而高歡在鄴城另立孝靜帝，於是北魏分裂為東魏（都鄴城，高歡控制）、西魏（都長安，宇文泰控制）兩個政權。

由於西魏國土人口資源，以至學術文化水平，遠遜於佔有廣大山東地區（包括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及山東省）的東魏和南方的蕭梁，宇文泰聽從謀士蘇綽等建議，集西魏之各族將士及關隴漢人士族為一個緊密的胡漢同盟，建立軍政合一的府兵制，把全國軍民編入軍府，設置八柱國，督十二大將軍及二十四開府，由親信將領出任，既是軍隊統帥，也是政治核心。為了消除地域及種族分歧，所有將領都使用鮮卑「賜姓」，例李淵祖父李虎賜姓「大野」，楊堅父親楊忠賜姓「普六茹」等。

這群來自北方邊疆（主要是武川鎮，即今內蒙古陰山一帶），胡漢血統混雜，文化水平不高的將士，聚集在以長安為中心的關隴地區，控制軍政大權，形成以宇文氏為首（其後宇文覺簒奪西魏，建立北周），形成八柱國、十二大將軍與關中士族（如韋氏、杜氏、蘇氏等）為核心的軍政領導層，這便是「關隴集團」。為了提高政治、社會地位，他們編造家譜，自稱是古代關隴地區名門望族後裔，例如弘農楊氏、隴西李氏等，而且互相通婚，以鞏固軍政權力。這些新興家族，在對抗東魏、篡奪西魏建立北周，滅北齊（高歡之子高洋簒東魏所建）統一北方，兼併巴蜀，奪取荊襄，以至後來攻滅陳朝，一統天下過程中，戰功彪炳，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隋文帝楊堅，出自這集團，而唐高祖李淵也是這集團的第三代。李淵就是依托這政治、社會基礎，以世襲唐國公、隋文帝表弟，在隋朝出仕為官，鎮守北方重鎮晉陽（今山西太原），以「關隴集團」這頂級豪門身份，參與隋末群雄爭霸，最終建立唐朝。

到了唐代，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八柱國家族的榮耀，曰：「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

（二）

隋煬帝楊廣，得到母親獨孤皇后及關隴集團重臣的支持，扳倒長兄太子楊勇，繼承了帝位。他好大喜功，認為父親文帝一生節儉留下的龐大基業可以隨心所欲揮霍。他曾經鎮守南方多年（揚州大都督），元配皇后蕭氏是蕭梁皇室的公主。他懷念南方的文化和風光，希望能夠重返楊州，享受湖光山色、溫潤情調。楊隋政權所依托崛起的「關隴集團」，已經到了第三、四代，父、祖在西魏、北周時期的豐功偉績已隨歷史遠去，子孫享受餘蔭榮耀，卻不受煬帝重視，況且獨孤皇后已經去世，無法左右政局。

大業元年（公元605年），煬帝下令營建東都洛陽，作為東方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落成之後煬帝長居洛陽。又開修通濟渠，八月乘龍舟沿通濟渠南下江都（揚州治所）。此後連年巡狩，勞民傷財。大業八年（612年），親征高句麗，為此發動河北百萬民伕開永濟渠，壯丁不足，徵及婦人，已令民怨沸騰，但戰事失利，黯然退兵。次年再率大軍親征，命楊玄感在黎陽倉（在今河南省𣿰縣東北）督糧。楊玄感是文帝開國重臣楊素之子，楊素為推動煬帝繼位居功至偉，但楊素死後煬帝冷待楊玄感，玄感恨而不露。此時東方民變已經陸續爆發，玄感認為機不可失，起兵反隋。但楊玄感欠缺策略，進攻關中受挫，戰敗身死。隋煬帝沒有汲取教訓，繼續巡遊，而且第三次攻伐高麗，無功而退，煬帝已威信盡失。大業十一年（615年）親自巡視北邊，卻被突厥始畢可汗圍困於雁門，幸得鎮守晉陽（太原）的李淵解救，得以脫險。當時中原各地已民變蜂起，大業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煬帝從東都洛陽巡幸江都，把東都洛陽及西都長安政務，留給兩個年幼孫兒楊侗及楊侑（煬帝太子早死）。次年四月，李密率領的瓦崗軍包圍東都，並且向各郡縣發布檄文，歷數隋煬帝十大罪狀。

大業十三年（617年）正月，李淵升任太原留守，掌握晉陽地區軍政資源。他與幕僚、謀士裴寂、劉文靜等密謀起兵，但自己不便出面，派遣年已二十左右的長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及女婿柴紹到晉陽（太原）及鄰近地方觀察形勢、聯絡豪傑。據唐朝官方史書所述，是李世民首先謀劃起兵反隋，李淵不得已才答允。

歷史學者孟憲實認為：晉陽起兵的歷史真相是，以李淵為首的軍事政治集團，看到隋朝大勢已去，於是開始謀劃奪取最高權力。這個集團的核心人物當然是李淵，作為李淵的次子，李世民不過是李淵手下的一員得力幹將而已。因為父子關係，李淵信任李世民，李世民很早就參與了晉陽起兵的謀劃，並且承擔某些具體的任務。但是，只有李淵才是主謀這個地位是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

大業十三年七月，李淵以「尊隋」「勤王」為名，正式起兵建成、世民為前鋒，沿汾水河谷南下，擊敗霍邑、蒲州等守將，渡過黃河，十一月便兵臨大興（長安）城下，擁立鎮守大興的隋煬帝孫代王楊侑為帝，是為隋恭帝，遙尊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李淵自任大丞相、唐王，後進封相國。次年，隋煬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弒殺的消息傳到，李淵接受楊侑禪位，建立唐朝，改元武德，立長子建成為太子，次子世民為秦王、四子元吉為齊王。

（三）

李淵取代隋朝建立唐朝，他在位九年期間，先後消滅薛舉、薛仁杲、劉武周、李軌、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蕭銑、杜伏威和梁師都等地方割據勢力，基本完成全國統一。這些軍事行動，多數由次子秦王李世民指揮，因此世民功勳卓著，威望不斷上升。

李淵加封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等職位，天策府成為秦王府的重要政治和軍事機構，李世民得以延攬文臣武將，參與軍事、政務和文教活動。他身邊的武將謀士，有尉遲敬德、秦瓊、房玄齡、杜如晦和他的妻舅長孫無忌等，可謂人才濟濟。

世民在經歷多場戰爭中，親臨戰陣，學會了指揮作戰。他善於分析敵我雙方形勢，注意雙方的優勢和弱點，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作戰計畫。能果斷地抓住戰爭時機，集中主力，發動攻擊。他曾經說過：「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在戰爭中，李世民鍛煉出了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成為一個智勇兼備的統帥。

秦王世民的聲望高漲，權威過盛，而且手下謀士猛將如雲，儼然有奪儲之勢。長兄皇太子李建成當然有所警覺，於是與四弟齊王元吉結成同盟，與秦王展開搏奕。現存史書中，對太子、秦王明爭暗鬥的描述，記載甚多，尤其是《資治通鑑》最為詳細，所記細節，主要是太子不斷以陰謀加害秦王，甚至毒殺不遂，又試圖收編秦王部將，把秦王調派往洛陽等。秦王在生死關頭，策劃玄武門事變，是不得已的舉措云云。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清晨，太子李建成和齊李元吉準備從長安城北的玄武門進入太極宮（當時的大內）朝見高祖李淵時，秦王世民早已帶領手下大將尉遲敬德等埋伏城門內，太子及齊王進入城門，即出手突襲，世民親自射殺皇太子李建成，尉遲敬德殺死了齊王李元吉。事成之後世民向父親李淵請罪，李淵無奈，立世民為太子，不久，宣告禪位給世民，史稱「玄武門之變」。事變之後，建成及元吉的所有兒子被誅殺，太上皇李淵被安置在新建的大明宮養老。李世民登位，是為唐太宗，年號「貞觀」，開展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

這次血腥宮廷政變，歷史記述己被唐朝皇室多次修改，而且在唐朝有所忌諱，不輕易提及，至五代、北宋史官撰寫唐朝歷史，往往只能據唐官方已修訂的資料講述，留下不少未解疑團。近代史家陳寅恪在敦煌文書背后，發現一則唐初武將常何的生平記事，常何曾是鎭守玄武門的將領，玄武門事變之後獲得升遷。陳寅恪認為，秦王世民早已收買常何，容許他帶領部將埋伏門內等待太子進門之後襲擊。亦有史家認為，秦王早已控制高祖李淵，李淵只能任由世民弒兄殺弟，奪取帝位。無論如何，玄武門事變，是李世民的人生汚點。

（四）

太宗世民在位二十多年，勤政善治，創造了數百年少有的太平盛世，歷史上稱為「貞觀之治」。此處借用網頁上的文字，概括「貞觀之治」的成績：

太宗任人唯賢，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虛心納諫；在位期間採取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復興文教，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安定；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疆民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貞觀之治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因為親歷隋朝的興亡，所以太宗即位以隋煬帝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臣子。他與孟子一樣，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認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在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曾是太宗長兄太子李建成的舊部，曾議請謀害太宗；尉遲恭（尉遲敬德）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勵臣下直諫，魏徵前後諫事二百餘件，直陳其過，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太宗在經濟上特別關注農業生產，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人民衣食有餘，安居樂業。在文化方面，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他國遣子弟到來留學。此外，太宗又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平東突厥、定薛延陀、滅高昌、並西域，使大唐國威遠播四方。太宗則被西北諸國尊為「天可汗」，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因此貞觀年間，在唐朝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的治世，史稱「貞觀之治」。
太宗對外武功成就顯赫，曾多次對外用兵，先後平定東突厥、薛延陀、高昌、吐谷渾等，並於西域置安西都護府，因此大唐聲威遠播，終貞觀一朝，四方服悅，西北各族共尊太宗為「天可汗」。

「貞觀之治」和其後的大唐盛世何以形成？這是歷史上嚴肅的問題。唐朝創立之前，由東漢末年黃巾之亂開始（公元184年）至唐朝開國（公元618年）中國經歷了四百三十多年的戰亂、分裂，期間雖然有西晉及隋朝的短暫統一，但未能維持長久。戰亂和分裂不是憑空而來，不是突然發生，而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累積了長期的失衡、矛盾所致。政治、文化復興，也是積漸而成，以下是從東漢末至唐朝建立的簡單年表：

漢朝的政治體制，經歷了三百多年的運作，已趨於僵化，君主與臣民矛盾激化，從宦官勢力膨脹，外戚攬權專政可以得知；民間力量增強，從地方豪族、公卿世家的形成可知。漢朝察舉制度使儒家經典成為權力的津梁，儒學由此僵化；士大夫之間的師生、府主故吏關係凝聚成黨派，挑戰皇權（皇帝、宦官、外戚），民眾則借宗教（太平道、五斗米道及由西域傳入的浮屠道即佛教）集結成社群，與官府抗爭。矛盾激化，最終兵戎相見（黃巾之亂、袁紹誅宦宦、董卓入洛陽）。

大軍既出，則一發不可收拾，地方軍閥割據形成，內戰不休。邊疆防衛失效，游牧民族蜂湧進入中原，胡人憑武力建立政權，掠奪資源，戰禍不斷（史稱五胡十六國），漢人或聚眾奮起抵抗，或逃往外地（主要逃往南方，建立東晉及南朝政權；亦有逃往遼東、河西走廊，甚至朝鮮半島），邊疆游牧生活、風俗進入中原，中原文化亦因此外溢拓展。

胡族進入中原，少不免以統治者自居，崇尚武力，但胡族需要長期有效享受中原資料和農耕成果，必須與地方漢人豪族合作，學習漢文化，尊重儒學。但也必然引致胡人內部矛盾，發生衝突（前、後趙，苻秦，北魏都發生過），胡人政權或因此崩潰，出現另一波胡族進入中原浪潮。中原漢人豪族亦在胡漢角力過程中懂得優化儒學，修訂各種禮儀制度，使漢文化能為胡人政權所用，而得以生存發展。總之，東漢末年中原文化之病軀，加入外來之血液及筋肌，重新注入活力。

隋文帝統一胡漢政權，以源於北魏的東魏政治制度，法律、禮儀，取代軍政合一的北周政制，卻保留府兵制度，但隋朝未能有效整合南北文化，煬帝更好大喜功，奢侈無度，耗用民力引致民怨沸騰，天下大亂，身死國亡。唐太宗李世民汲取這慘痛教訓，強調治天下以民為本，輕徭薄賦，使民生安康。

唐朝一方面保持北周關隴的尚武精神，行府兵制；另一方面在中央實行源自北魏、北齊的三省制，輔助皇帝決策，以糾正失誤；禮儀、法律則據北齊律編訂《唐律》；教育則尊崇儒學，由孔子後人孔穎達編訂《五經正義》；提升科舉考試地位（明經、進士科），使民間士子有機會出仕；文化藝術則崇尚南朝，書法、繪畫、詩、賦，無不以東晉南朝為上品，皇帝、公卿爭相仿效，文化水平得以提高。道教、佛教同受尊重，西域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亦得以包容並存。唐太宗順應歷史發展大勢，創造兼容並蓄的政治環境，使魏晉以來所積澱的經濟、文化創造力得以發揮，形成貞觀之治，開展大唐盛世。

作者：張偉國教授

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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