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朱熹批評蘇東坡的藝文，只是小事一樁。他對蘇東坡的經傳史論和為學之道的批評，更能凸顯出他內心的矛盾。有兩個不同的朱熹，站在蘇東坡面前向他作出批評：「儒者朱熹」指摘蘇東坡是一個輕薄文人，學問粗疏，不是一個「醇儒」，他為此感喟惋惜；「文人朱熹」欣賞蘇東坡是一個曠世天才，超凡脫俗，不是一般儒士可比，他愛其文詞明快。
朱熹反對「蘇學」便是出於他的儒者身份。蘇東坡學識淵博，思想中融合了儒釋道三家。朱熹年青時也曾著意於佛老之學，中年時期逃佛歸儒，自此便以宏揚儒家精神，拒斥佛老為己任。他擔心，在暖風熏得遊人醉的氛圍之中，士大夫們陷溺於虛無出世之中，令「道衰學絕，世人惑之」，他更害怕佛老之學，「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1]。
時代雖然不同，蘇東坡也曾有過類似的不安：
「今吾學者之病亦然⋯⋯《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尚也。」[2]
所謂「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是指襌宗所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當時佛學的興盛的確威脅到儒家的「學統」地位；而「廢學而徒思者」則是重申孔子的訓戒「思而不學則殆」，勸喻學者們要打好基礎，不要沉迷於思辨、頓悟的玩意之中。
蘇、朱二人都懷着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心情，欲挽狂瀾於既倒，扶儒學之道以歸正。後來，隨着政治上的衝擊，蘇軾亦援引佛老以紓解貶謫生活的困局，並有所得。而朱熹一生努力着的，可能正是蘇東坡未竟之事業。
二．天理人情
若要參透天理人情，是離不開經學的。經學是朱熹的強項。他將經學（注解經典）分為三大類：儒者之經當然是正統、正宗；如蘇軾這種文人之經，或可當文學作品來欣賞閱讀；至於襌者之經，則是朱熹最想拒斥的 [3]。
對於經學，蘇軾也有其獨特見解。他從人情世態來闡釋經典，重點在「致用」。蘇軾注釋過的儒學經典有《書經》、《論語》和《易經》。前兩書沒有完整的版本留下，《東坡易傳》則仍是《易》學界的重要注作 [4]。
對於蘇注《書經》，朱熹還是稱許的。他認為蘇注「尚有粘滯，是未盡透徹」，但當學生問他，蘇注是不是最好的版本時，他肯定地回答：「是」。學生又問朱熹，蘇軾的注解不會過於簡單嗎？他答：「只好這樣解。」意思是，蘇軾的解釋已是不錯的了 [5]。
至於蘇注《論語》，朱熹則有所保留。朱熹埋怨蘇軾將孔子看作成一個勢利小人 [6] 。又說，「《論語說》亦煞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來。」朱熹批評蘇軾解經時虎頭蛇尾，起首說得天花亂墜，往後竟言不及義。朱熹就算對蘇注有稱讚的地方，也只是片言隻語而已，[7] 不及他對蘇注《書經》的肯定。
《易》學可說是朱熹強項中之強項。他所撰的《周易本義》是學《易》者必讀之書。透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感受到朱熹謹慎嚴正的為學之道。在解釋一些卦爻時，遇到他不肯定的地方，有所懷疑的地方，他皆以「未詳」作結，不作猜度之言 [8]。作為一代大儒，竟然說「不知道」如何解經？這不是讓人笑話？不過，可能這就是他能成為大師的原因：恪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古訓。
相反，《東坡易傳》就沒有這種不確定性存在了。蘇軾是真的深悟《易》理之奧秘，故能盡釋卦義？又，他對每一卦爻的解釋真的恰當？這些且留待專家去判斷。在這裏有兩點值得留意：
（1）當蘇軾從海南島返回中原時，遇着大風大浪，他心想，天可憐見不要讓他懷中的經學著作煙滅人間。可見他對自己這幾本著作是十分滿意的。
（2）雖然蘇軾對自己的經學信心滿滿，但朱熹說：「東坡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卻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朱熹認為《東坡易傳》文詞方面可取，內容方面欠妥。
朱熹在《雜學辨》中指出蘇軾解《易》的毛病 [9]：
「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
但《四庫全書提要》企圖想把朱熹的負評減至最低：
「朱子作《雜學辨》以軾是書（《東坡易傳》）為首，然朱子所駁不過十九條，其中辨文義者四條，又一條謂蘇説無病，然有未盡其説者。則朱子所不取者僅十四條，未足以為是書病。況《朱子語類》又嘗謂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則亦未嘗竟廢之矣。」
朱熹指摘蘇軾含糊其詞想欺騙世人，這不單是誇大了的臆度，更是對蘇軾不公道的審判。蘇軾這個「不可言，不可見」實際上是指一些事物不能直接被感知，只可由其衍生的另一事物表現出來 [10]。其實，朱熹自己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常說的「理」，「道」也是要經過「氣」來表現的。《提要》指出：「軾之説多切人事，其文詞博辯，足資啓發。又烏可一概屏斥耶？」《東坡易傳》就算達不到朱熹解經的要求，它也可以讓後學有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這本羣經之首。
三．談古論今
蘇軾長於史論，善於為歷史事件翻案，只是考證不夠深入，易出紕漏。有時候又被創作意欲所引誘，自作「史實」，杜撰「史料」。他在科舉考試中便創作了一個有關堯帝與皋陶的故事，連考官歐陽修也給騙過了，還追問他這件史事出自何經何典 [11]。
朱熹多次批評蘇軾把古聖賢人當作只懂利用權術來愚民，抹殺了他們以仁德來化民的偉大理想。我們也來為蘇軾翻翻案。
首先，蘇軾反對「醇儒」的史觀：「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12] 。他沒有否定要透過歷史來審視道德規範的重要性，並且指出再好的計謀權術，若沒有道德作後盾，也難以達到治世。其次，他強調致用。尋求「無致亂之道」也需要有「方法」和「手段」，不可只有「目標」。蘇軾的史論是更貼近現實政治和人性分析，有時候更似政論多於史論了[13]。
在朱熹方面，他對史學家的要求十分高，連司馬遷也被他視為「才高，識亦高，但粗率。」，而班固更是「行文亦有不識當時意思處。」[14] 所以，他認為蘇軾的史論不夠穏妥，又算得上是甚麼！朱熹指出蘇軾論史的兩大弊端：
（1）只說對自己有利的論點，不利的便隱藏起來：「他每每兩牢籠說。他若是主這一邊說時，那一邊害處都藏著不敢說破。」[15]
（2）蘇軾因文詞華麗，掩飾了他論述中的不足之處：「至於炫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16]
朱熹自己的歷史觀是以「理」作為中心基礎，主導着他如何解釋歷史。
朱熹所說的「理」，在天地間只有一個，貫徹於宇宙萬物之中，其他事物皆由此衍生出來。「理」有一種道德規範的指標作用，符合這個「理」便是好的，反之則為惡，要盡力去除。朱熹是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融於一爐而治之」[17]。故此，修史、讀史是要宏揚「道理」，讓人認識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致聖之道，是談古論今的最終目的。先致聖，後致用。因此，朱熹認為蘇軾論史時是本末倒置，失其大本。
四．勤讀敬學
儘管朱熹常常批評蘇軾的各種不是，卻很欣賞他的讀書方法。有一日，朱熹拿着一段文字讓學生看，說：「讀書就應該是這樣子！」言下之意是很欣賞這段文字。原來這是蘇軾的一封家書：
「但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18]
蘇軾的意思是把同一本書反覆的讀多次，每次只着力於一個主題，心無旁騖。他也承認，這個方法是有點笨，卻可以令學者打好紥實的基礎，一生受用。大文豪的經驗之談，不能不信。若此，讀書只是一個開始，不怕苦，堅持下去，才是關鍵。
這種為學之道最對朱熹的脾胃了。朱熹勸人讀書時也常常強調「精苦」，讀書若能讀到苦澀處，又不覺其為苦，就成功了：
「看文字須大段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19]
讀書學習不單要「敬」，還要「勁」，有如行軍打仗。又說：
「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20]
讀書若能投入享受故然之好，若是一時三刻弄不明白，不要灰心，先把文字硬記了下來，他日必有領悟。這是一代大儒的經驗之談，不能不學。雖然，這仍是一個「笨」方法，但往往是「笨方法」最能保證有效。朱熹批評當時的學者過於「偏讀」，急功近利，存心不「敬」[21] 。
儘管蘇軾和朱熹的讀書方法非常相似，但讀書的目的卻很是不同。蘇軾著重「致用」，而朱熹則堅持「致聖」。至於這兩者有沒有層次高低之分，真的是見仁見智了。
五．結語
朱熹常常批評蘇軾的學術粗疏淺陋，未盡透徹。原因可能是蘇軾的確是一個文人，而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儒者。行文時創作意識太強，如滔滔長河，不擇地而出，文意一盡，便戛然而止。不似朱熹遵守格物致知，窮理盡性的學習態度。追尋事物的本源是他的治學之道。後世常常把「假道學」；「以理殺人」等罪名加諸朱熹身上，那只不過是理學被政治利用之後的結果，並非朱熹等理學家們所能預見的。縱使撇開他的理學成就而言，朱熹的為學之道亦值得有志於學的人作為參考。
朱熹不是文人，他的詩才亦不及蘇軾，但也偶有佳作，且看：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22]
他這一類的說理詩，的確能顯出這位大儒的為學修養。假若當年朱熹沒有放棄做一個文青的話，他也許會是一個大詩人吧！人，總是有矛盾的，連一代大儒也不例外。
注釋
[1] 朱熹《雜學辨》。
[2] 蘇軾《鹽官大悲閣記》。
[3] 朱熹《朱子語類》卷11， 學五。
[4]《東坡易傳》基本上是蘇氏一門的集體創作，蘇軾總其成，出力最多。
[5] 朱熹《朱子語類》卷78，尚書一。
[6] 有關蘇軾解釋《論語．述而》篇，「發憤忘食」一條時，朱熹的評語是：「則是聖人已先計較，方為此說，似非聖人之意。」
[7] 朱熹《朱子語類》卷41，論語二十三：「東坡說『思無邪』，有數語極好，他說：『纔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卻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卻不邪。』」 。
[8] 例如「需」卦上六爻和「臨」卦九二爻等。
[9] 《雜學辨》不單只批評《東坡易傳》，更是對蘇家父子兄弟的總攻擊。由朱熹稱之為「雜學」便可知其貶意。
[10] 例如「乾」卦中的：「此論元也。元之為德，不可見也，其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又如「鼎」卦中的：「天之生物不可見，既生而剛強之者可見也。聖人之創業，其所以創之者不可見，其成就熟好，使之堅凝而不壞者可見也。」
[11] 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在這篇策論中杜撰出一個㡍陶三次要處犯人以極刑，堯帝又三次寛恕了犯人的故事。
[12] 蘇軾《與王庠書》。
[13] 王水照，朱剛（2019）《蘇軾評傳》，長江文藝出版社，頁183 。
[14] 朱熹《朱子語類》卷134， 歷代一。
[15] 朱熹《朱子語類》卷86， 禮三。
[16] 朱熹《答程允夫》之一。
[17] 趙金剛（2018）《朱熹的歷史觀：天理視域下的歷史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8] 蘇軾的《與王庠五首之五》。《朱子語類》中所引文字有所出入，但大意相同。王庠乃蘇轍的女婿。
[19] 朱熹《讀書法》。
[20] 朱熹《朱子語類》卷123， 朱子十八。
[21] 朱熹《朱子語類》卷14， 訓門人。
[22] 朱熹《觀書有感， 其一》。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Unlike" 蘇東坡系列——蘇軾與朱熹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