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幸蜀圖》）
誠然，從任何一方面看，個人似乎都會被組織綁住，人只盼所在的組織不是太糟，並由合適的領袖管理。筆者在學校任教中國歷史科逾十年，師生共同營運的組織，無論是學生會、中史學會等幹事會，都必定有主席。領袖可以假借組織的力量，憑藉其個人才能和品德，創建不同的治世。在開明的管治文化，學生輿論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強大的監察功能，讓學生領袖不敢過份胡來。
過往是帝王將相，現在是主席、內務秘書等，我們都會論及一個問題，就是領袖須具備什麼特質？生活在今天的香港，各方面已有深邃的變化，無常是普遍，不能只好似以往一樣，領袖只在「守業」和「創業」而已，所謂「守業不易」、「創業維艱」，但現在咱們會覺察到「守成」裡也隱含創意元素，因為大環境在轉變中，如何因時制宜和穩中求變，方為上策。前陣子，中四同學問起「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唐玄宗締造開元之治，何者管治為優？」或許，我們可歸納幾個出色領袖的品質：勤政愛民、用人胸懷、確立制度和栽培繼承人方面，加以析論。
唐太宗在「玄武門之變」後，儘管私德有虧，奪嫡繼位，然而即位後勵精圖治，開創貞觀之治，利國利民。就勤政愛民言，他將各州刺史姓名及治績書於屏風上，作為官員賞罰升降之參考；並任五品以上的官員，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其隨時召見，詢問民情。就用人胸懷言，太宗廣延人才，對於隋代遺臣及李建成舊部均信任不疑。譬如：李靖(高祖仇人)和尉遲敬德(原為劉武周部下)等均得到器重；而魏徵、王珪雖為建成舊臣，但仍委任他們為諫官，廣納嘉言。就確立制度言，太宗經營擘劃，承傳因革，氣象恢宏，不獨開創貞觀盛世，也開啟唐代之規模。其完善三省制、均田制、租庸調制和府兵制，莫不有裨於當時治道。就栽培繼承人言，太宗晚年雖也有失政，但撰《帝範》遺太子李治，至所舉輔政，如長孫無忌等，故能下啟永徽之治。
反觀，唐朝第六任君主 ── 玄宗，在位四十四年，首二十七年的他，連番更革，皆針對武韋以來痼漏，大裨於治道。就勤政愛民言，玄宗規定各道採訪使對地方官的政績進行考核，以定黜陟，並取消武后時賣官鬻爵的弊制，減少冗員充斥。他更在殿廷覆試吏部新授的縣令，把不合格的人解職。以上種種改革都能夠提升官員質素，又能減省國家行政開支。就用人胸懷言，玄宗一洗武后時任官冗濫的情況，懂得知人善任，不計前嫌。他任用武后舊臣姚崇、宋璟為相。姚崇通達時變，多謀善斷，宋璟剛直不阿，刑賞無私，他們均能協助唐室改革弊政。開元國勢至盛，二人貢獻良多；至於張九齡、張說等官員，也能直言極諫，樹立良好政風，補救玄宗的闕失。就確立制度言，在中央政府上，玄宗恢復三省權力外，更實行京官與地方長官互調的制度，打破「重京官，輕外任」的政治風氣，增加政府官員的歷練和行政經驗，又可加強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聯繫。可惜開元後期，玄宗愈流奢靡，荒於政事，誤信佞臣李林甫與楊國忠，使朝政日非。鑒於唐初以來屢有太子、親王謀反作亂，唐玄宗聽信讒言，把可能威脅自己皇位包括太子瑛在內的三個兒子貶為庶人，進而寃殺，即使與後來的繼承人肅宗李亨之間，也是充滿父子矛盾。玄宗更寵信安祿山，終致安史之亂，掀起八年之亂的序幕，洎後藩鎮割據、宦官作亂、夷狄交侵等，卒至民變劇作而滅亡。由此觀之，唐太宗治世當勝玄宗，此誠治史者不可不深察者也。
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唐太宗半身像
從歷史的長河裡，可發現組織的興衰與管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管理妥當須人事與制度相互配合，寬政、分權和簡化制度，培育管理人才，完善監察系統，以免組織因人事變動而崩壞。當然領袖須具備瞻前顧後的能力，激勵團隊士氣，以維持組織運作暢順。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 許茵茵
（本文曾於2025年6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